大道与别径——王文泸《在季风中》初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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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声出微茫，哀怨起骚人。
　　王文泸先生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名曰《站在高原能看多远》，新出版的这本定名《在季风中》。前一本，似在眺望，似在观察，似在自问；后一本多了行动，多了参与，似在问人。
　　无论静立高原，抑或季风，作家都清晰地处于具体场域，和读者共在同思；因此，华章墨雨尽出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世相观察，少有凌虚高蹈的抒怀，坐而论道的闲适。具有一种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古意承传。
　　这种著文追古风，言成明的作风，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定位，就是一个作家对自和塑造；而不仅仅是艺术风格的问题。
　　王文泸先生的文章在寻求一种正道、和正声，这种脉源出自中国古代文化的正流——，来自儒士矫世的自觉，来自的诗教传统。无论文泸先生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文章都如作家本人形象一样，已然投射于汉文化大水汤汤之中，并且于此考量和创作。
　　具体到文章，文泸先生的追求暗吻“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旨归；其创作原动力，用现在的话说，来自社会责任感，来自对文化的和传承的热忱。用的核心表达，就是一个字：仁。
　　不管《站在高原能看多远》，还是《在季风中》，文泸先生落笔大多瞄准人类社会的种种缺残，大多瞄准在大自然的襟抱中，人类的种种、和，必然瞄准城市文化与乡野文化之间痛彻心灵的某种傲慢与……凡此种种，其实病深疾重，非诗文即可药之。然而，这又是为文之人最为紧迫的某种分野，甚至不是文风而是品相的分野。王文泸先生《在季风中》一书中，编入了数量可观的文言作品。正是在这些文字更贴近传统文脉的作品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聆听夫子自道，最为明晰的是以下这句：“使天下黄河皆清，不惟贵德独清，非仁者欤？仁者，亦贵德也。”(见《天下黄河贵德清》)——此文传递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之叹，其声息却又确确实实是发自今日黄河上游贵德泥岸。
　　河清海晏，可以视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数千年的梦想；当然，可知实现之难，仅为象征。文泸先生也知其难，但偏偏知其难而为之，和朋友们发起“古红柳战”，思索“旅游业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反思“谁在领导我们的语言”……真个如先生所言：“偏又生来性执拗，落笔爱出激愤言”(见《在季风中》封二勒口诗)？好像是，好像也不是。以文泸先生生活经历，工作历练、文化视野、景象而言，何至于总是出言激愤？虽然当我们读到《写在送温暖的季节》《造假的年代》等等篇章时，不能不被直笔疾呼的执拗所，并且被这种执拗深深打动。
　　“性执拗”和“激愤言”，不过是作家的谦辞和自嘲，不必过分当真。要当真的仍然是文泸先生“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内核。在作家看来，“柳舞风中非炫技，秋虫不鸣心难安。”熟悉文泸先生文笔的读者知道，王先生长于白描，善于刻画。山川形貌，植被动物，寥寥数笔即得神韵；而人物的音容习态，亦是叩纸可闻可视。然而，文泸先生视这副笔墨不过技术器具，他一心所指的文题乃是“体恤、勿以其弱而轻之。居上者不可不慎。”(见《郭拉村小记》)乃是“在我们成为祖先之前，能留下什么可供后人游览的东西？换言之，能留下什么可资子孙利用的‘原始股’？”(见《我们当一回怎样的祖先》)因之，文泸先生之鸣之唱，其实是他人格追求必然结果，是孕成他文化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又必然将文泸先生由现实生发的种种喟叹，理所当然地溶流于对于民族文化衰荣的忧患之中。最后成为一种关于情感、记忆、文化和生命本体的触探和追问。持这种写作态度者，作家良多。俞平伯先生在其《随笔三题》一文中有如下述说，贴骨贴肉：“写文章应有我们对于先民、对于来者”，所感有的一种“沉沉的负荷、类似所谓责任心者”，“不仅为着兴趣。”确乎其言，宁承其重，文泸先生也不愿也不能成为兴趣写作派、性情写作派、才子写作派。
　　文泸先生识物(我在有限的接触中，感觉到先生葆有探察肌理的那种孩童般的好奇心。在先生的文章，我们不时看到他对事物手术刀般精确的说明和解释)、入世(知之艰，也知之乐)，进而矫世。他矫世的手段，可分为三种：一为以利矫世，即以瞬时之利与长远之利、单独之利与群体之利、体量之利与心魂之利的轻重虚实，尽力分析)；二为在文化描述中以理辩驳，，以理说情；三为礼，在文泸先生的许多文章中颇有“礼失而求诸于野”的意味。三种矫世文章，在二册散文随笔集中俯拾即是，本文不再细述。只是就“礼”而矫世，稍滞笔墨。钱穆先生论及仲尼先师时，留下过这样的文字：“然孔子之知礼，则异于人。人之知礼者以应世，而孔子则以矫世。”可以咂摸的是，文泸先生不但以乡村或记忆中尚存的古法古礼矫今朝之全然的的“天真状”，更以少数民族中的礼仪礼节约束和应对今人之自利急功近利，显得别涵生机和意趣。
　　经我这般，可能让有些读者以为文泸先生是位执戟猛士，只让人敬而难以亲近。文泸先生姿容峻凛，确实予人肃正的感觉。然而，即使仲尼也有听孩童辩日之趣，即使鲁迅也有执海婴弹弓隔窗弹打随地便溺者之时。文泸先生更是喜近烟火气，加之平生阅历深广，极擅将平凡琐事中谈摆得有滋有味，有声有韵。听先生讲说，当是平生快事一桩，而无缘临席耳食者，亦能在作家的文章中掬出一把把幽默，读而解忧，读而莞尔或者大笑了。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此书《乡村的微笑与叹息》一辑中，名为“乡村琐记”的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叫《聊天测不准》，讲的是作家下乡趣闻。文泸先生参观乡村妇女刺绣展，按捺不住就此要探讨农村致富门道。岂料，几位陪行的乡干部心思全不在此，而热衷于论辩梁山好汉中谁的武艺更高强。全文诙谐幽默，文泸先生几次欲更换话题而不能的窘态，与春秋时期奔走于诸侯，对牛弹琴的夫子参差神似。最有趣的是，作家不得不加入这种闲聊，并且以颇具学理论述，得到了众乡干部的认可。先生对、人情、人性的了解和宽待，读此文可感可知。
　　在《在季风中》一书中，编选了大量小品文。书中的小品文分为几类：一为前文所引“乡村琐记”种种；二为文言体诸章和碑记墓记诸铭文；三为世博花絮等等速写。此书中的小品文，虽分文白，虽调韵不同，但都是对《老宅》《金子般的黄土》《獒之惑》等大作的补充和延展。钱钟书先生这样称呼小品文：“这种‘小品’文的格调——我名之为家常体，因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的，迥乎不同——由来远矣！”钱先生形象地勾勒出了“小品”文自在自然的家常品相；同时，他还确定“小品”和“极品”的分疆，不在题材或内容，而在格调。文泸先生的小品文一样没有因为小和杂，而失去作家的主旨主说，它们一样载道。只是姿态更为轻松自然，不必要求读者正襟危坐捧诵深读。这样的文章，正是文泸先生烟火人生的一种姿态，也是对于作家长久深思远虑极目远眺的一种分解和承担。它们如同大道两侧出没于阔野的岔，同样连结和着作家的创作母题。
　　把这个问题再推进一步，我们会看到在这些岔四周，还密布种种别径小径——看似难断通向何处，有何益补——实际上真是如细密血脉，是和大动脉同体共生难以剥离的。
　　文泸先生的散文随笔阳刚之气满溢，是以一种成熟人格、健全人格的叙述和议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来自《周易》生生不息的哲学投射，是一种逐日补天的释怀。
　　珍贵的是，《在季风中》一书透漏了文泸先生青年时代的某种信息。这是作家两册散文随笔集中少有的题材。当我看到书中那些着故园情结，透露着成长信息，袒裎着青少年时候欢乐和遗憾的文章，便自以为找到了作家创作的初始动力。这样的文字丰富了文泸先生作品的色彩，柔软着作家的人生底色，显示着“同是共生同此情”(见《站在高原能看多远》)的动人魅力。
　　在文泸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他对与时俱进的今日世界，所采取的反驳立场和对应。比如以乡村生活的“贵工而不贵速”，反驳城市时尚的浅薄和速朽；比如以对高度的孜孜以求，而反驳人类世界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苍白。而在《从汊河到校园》《梦在河之洲》中，我欣喜地看到了另一种反驳：即以尚未被尘垢所污的青少年时期，生活的空洞化和灵魂的干瘪化。
　　这两篇作品是作家回捕生命上游灵觉初露、忘情融物的文字。《从汊河到校园》，弥散着乡村儿童真纯的快乐，浑如所称“抱朴含真”。这与作家成年后的快乐形成鲜明对比：然则其果可以慰怀忘忧乎？非也。兴有尽时，乐难常驻，即或酣畅于一瞬，不旋踵而意兴阑珊，浮生若梦，倘能留得一功一德于后世，小乐中自有大乐也(见《景熙丰公园序》)。两相对读，只觉《从汊河到校园》，简直是生命从自然状态到被规范的象征；然而，童年虽然不再，但是学校、社会和时光也终不能剔除蕴藏其间的生动和快乐。
　　在《梦在河之洲》一文中，一种齐同、与天地相往来的，形制为对“如能约二三知己，壶酒箪食，到那沙洲上盘桓一夜，头枕黄河，仰观星河”的追求和向往。因为那样“强如在这破宿舍酣睡十年”，因为那是一种复得返自然，寻找生命本真快乐的行为。
　　在这篇文章中，王文泸先生嵌入了自撰的两副联语。其一曰：“抱石暖席山鸡笑，抵足谈经老鱼听”；其二曰：“大梦枕波涛，好似蛟龙游海去，小壶傍野火，且等仙客猜拳来。”两副联语一释匡世济人之竣切，颇有几分的逍遥和自在。
　　至此，我们隐约拼接出一个具有文化多重性的王文泸：即以儒之仁为正道和大道，又以道之静为别径和岔。我们由此可以像侦探一样，略约触摸到作家的文化图景的构成和关联，也由此可以推知如同《老宅》融至情与思辩为一炉，接记忆与现实为一线的篇章，出自文泸先生的笔下当是必然。因为如同从江源嗒然而落的无数滴水，在后来的奔流中与众多河汊江流汇涌，才成为巨流一样；王文泸的“秋虫不鸣心难安”写作，也是靠着某种欢乐的记忆、的追求和情感的依托才得以维系，才得以涵养，才得以无欲则刚。
　　“忽闻云外天鸡唱，苍茫梦正深”(见王文泸诗《夜读》)——这是一种深沉的，我们的人生的悲喜剧莫不在其中上演，有无意义，如何作为，盖因人而异。让我们感到并且实实在在推动社会发展、改进我们文化DNA的，总是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魂。诗人昌耀将之称为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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