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玲与茅于轼：上帝令女子护卫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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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燕玲与茅于轼：上帝令女子护卫男子
　　在遭受长期病疼折磨后，赵燕玲的身体奇迹般好转。她早年出生于富商之家，曾是一名助产士，如今已80岁，承担了所有家务，并负责照顾茅于轼——她85岁的丈夫，中国最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之一。
　　在59年的婚姻历程中，温婉、隐忍的大家闺秀赵燕玲不曾在茅于轼遭受困境时转身离去。
　　赵燕玲的选择，早在嫁给茅于轼的时候就已作出。由于丈夫一门心思放在事业上、学术上，体弱多病的她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和更为琐碎的事务上，伺候老人、照看孩子、应付各种人情往来。
　　她算不上一位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很少谈论家国大事。她所做的事情不像茅于轼那样为了群众和国家，而是遵照夫妻和生活的法则，细致耐心地支持和照顾丈夫。
　　但她的生活逻辑，支撑、保护着茅于轼的家国逻辑。
　　先生的书房与太太的客厅
　　茅于轼每天的时间从早上6点开始。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书房开电脑，然后趁电脑启动的时间去上厕所。他将自己笔记本电脑的开机时间控制在40秒以内，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就会给助手张林打电话，让他过来看一下。
　　“他觉得浪费时间是一件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张林对《博客天下》说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茅于轼叫去帮他检修一次电脑。
　　从清晨6点到晚上10点半，除了中间吃饭和短暂午休的时间，茅于轼会一直坐在电脑前，面对着一块14英寸的屏幕——这是他与外界联系的窗口，也是他没有硝烟的战场。
　　茅于轼晚年的风暴大多从这里刮起。他将自己对经济、政治、社会等以及一些人的看法发表在网上。
　　除去撰写这些让他赢得声誉又招致攻击的文字，他在电脑上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回复各种各样的邮件。
　　很多邮件内容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求助，比如问他怎样才能致富，家里遭遇拆迁该怎么办，东西卖不出去该找谁。一些人还会向他借钱。
　　有时，茅于轼瞒着夫人偷偷给陌生人寄钱，赵燕玲发现后就会数落他。她担心茅于轼被利用。
　　她觉得茅于轼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原则。每逢这样的时刻，茅于轼都报之呵呵一笑。这是他化解矛盾的方式之一。
　　就在茅于轼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与外界的联系时，赵燕玲则忙着一日三餐、家务，并客串茅于轼的前台：接电话、复印文件、发传真、寄信……
　　她自诩的好身体让人忽略了她本身也需要照顾。茅于轼的助手张林提到，几年前，赵燕玲可能因为血压问题，晕倒在阳台上，一直在书房忙碌的茅于轼不知道，最后还是邻居发现的。
　　“生活上我独裁，我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事业上是他独裁，他想说话他说他的，我不干涉他，他做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我都支持，比如他2012年给天则所捐了100多万，包括弗里德曼奖的奖金，也都捐出去了。”赵燕玲用一句话概括了她与茅于轼在家里的分工。
　　在个人生活上，赵燕玲说茅于轼是一个完全没有要求的人。问他想吃什么饭，他会说“你烧什么我吃什么”。在飞机上选餐，问他要牛肉的、鱼肉的还是鸡肉的，他说“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穿着上，茅于轼也很少讲究，每天穿什么衣服都是赵燕玲负责打理。她记得茅于轼最近一次买衣服是在2012年，买了一件燕尾服，为的是去美国参加“弗里德曼自由奖”的颁奖仪式。
　　“你要想虐待他，容易得很。”赵燕玲笑着说。
　　早些年，赵燕玲还有看报、读杂志的习惯，现在由于视力下降的厉害，最多也就看看新闻标题。视力不好，她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衣服了。茅于轼曾经在文章里表扬她：“非常能干，会做衣服、织毛衣，我的衣服从衬衫到外衣都出自她的手。”
　　被时光一起消磨掉的，还有她年轻时候的爱好：看越剧、读小说。好在，一年前，她学会了使用电脑，有时候她会帮茅于轼收收邮件；女儿几年前送给了茅于轼一个iPad，她也会玩了，闲下来时她会在上面玩会儿单机版的麻将。
　　在儿子和女儿都定居国外后，她的生活重心已完全倾斜在茅于轼身上。
　　他们待在家里的宁静时光并不多。一年中，他们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面，茅于轼要忙于天则经济研究所、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富平学校等地方的工作，还到各地参加活动或发表演讲。
　　没有外人来访时，赵燕玲和茅于轼通常一个在书房，一个在客厅，各忙各的。“有的时候想进去看看他，又想，别捣乱了。习惯了也不闷，也挺好的。他干他的，我干我的，互不干扰。”赵燕玲说。
　　在一起相处多年，他们之间已经养成了高度的默契。茅于轼只有把要寄的信、要复印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不用说话，她就会完成这些工作。
　　经济学家的保姆和保镖
　　当年激昂的经济学家和优雅的女士如今开始相依为命。赵燕玲一个人在家里，茅于轼不放心；茅于轼一个人出门，赵燕玲不放心。
　　赵燕玲觉得茅于轼是个事业上的强人，生活中却是一个弱者。“让他在家里拿一样东西也拿不到，每次出去，总是丢三落四。”说起茅于轼出门丢过的东西，赵燕玲一口气举出钱包、身份证、衣服、领带，甚至牙膏、牙刷、拖鞋这样的例子。
　　最让赵燕玲担心的是，随着年纪的增大，茅于轼走路不那么稳了，“他是低血压，有时候脑供血不足”。她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偶然陪同茅于轼参加一个活动时，他上台之前突然说：头晕，要倒。
　　从那以后，赵燕玲开始寸步不离茅于轼。出门帮他收拾行李，坐车帮他开车门，扶他上下台阶，帮忙拿他脱下的外套，饭桌上为他夹菜，大声转述别人对他的问候……
　　她在扮演之前的那个赵燕玲的同时，还得扮演近半个茅于轼，做他的手，当他的耳朵。
　　“总觉得我在他旁边对自己是一种安慰，对他也是一种保护。”赵燕玲说。
　　她所说的保护不只是防备茅于轼突然头晕或走路跌倒，还包括防范来自极端反对者的人身伤害。
　　大约5年前，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茅于轼被人扔过一只鞋子；2011年4月，茅于轼在北京理工大学作报告时，几名中年男女突然打断他的演讲，冲上讲台；去年5月，有人半夜给他家打骚扰电话，进行谩骂和人身威胁。
　　这些时候，赵燕玲都陪在他身边。
　　赵燕玲并不完全赞同茅于轼的做法，但她从未停止支持他。有时她会劝茅于轼少说儿点，说过就算了，“但他还是坚持他的原则，那是他的自由，我也干涉不了”。
　　她经常成为指向茅于轼的攻击的最初承受者。如今，家里的电话机还留存着骚扰者的电话录音，里面充斥着粗粝的脏话。赵艳玲负责接听家里的所有电话，她一听到这样的电话内容就挂掉。
　　“那是他的自由，他的水平，他的人品，不理他。”听完赵燕玲转述后，茅于轼这样评价。但赵燕玲说：“你不理他，电话我接，我替你挨骂。”
　　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时，她叮嘱丈夫少说点儿话。
　　相对而言，茅于轼对外界攻击的免疫力要比赵燕玲强。赵燕玲说她一听到别人骂脏话，“舌头整个都发干了，嘴里边就好象一种生病的感觉”。茅于轼本人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反而说赵燕玲“心态不好”。
　　有时候她认为，茅于轼的观点可能太超前，一些人无法理解，才会恶言相向。
　　她极少关注网上对茅于轼的评价：“会被气死，还不如不看，我主要照顾好他的生活、关注他的健康就好了。”
　　茅于轼的追求与赵燕玲的蜕变
　　不久前，茅于轼读了一篇关于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与前妻孙历生的报道，该报道发表于《博客天下》杂志。于光远在孙历生打为“右派”后，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后来孙历生在文革中惨死，于光远很少公开谈论她的故事。
　　“我觉得于光远这里边有很大的错误，所以他不愿意谈。像我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茅于轼讲了这样一句话。
　　茅于轼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赵燕玲拒绝接受组织要求，与他离婚。“我认为他是冤枉的，他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的人。”赵燕玲解释。
　　这时，旁边的茅于轼把话接过去：“她说我是冤枉的，我说我一点也不冤枉。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右派。”讲完，茅于轼笑着露出引以为傲的表情。
　　茅于轼于1929年出生在南京。祖父茅乃登，曾任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副长；外祖父陈希濂，光绪时的进士；父亲茅以新，著名的铁道机械工程专家；二伯父茅以升，一代桥梁大师；大伯父茅以南，日本“海归”。
　　和茅于轼一样，赵燕玲也出生在江南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烜赫一时的商人，父亲在张家口经营一家蛋厂。她和家人住在苏州的深宅大院，过着阔气生活，家里请了几个保姆，雇有车夫。
　　1937年抗战开始，茅于轼的父亲不得不带着一家人颠沛流离，“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赵燕玲家的生意无疑也受到了影响，父亲被迫卖掉工厂回到苏州。但她们一家并没有选择跟政府一起撤离，而是选择留在沦陷区。
　　茅于轼说这是他们两家的最大区别：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商人就不同，只要有生意做就行。这句话某种意义上指向两人的区别，一个看重公共生活，一个更在意私人生活。
　　在认识赵燕玲之前，茅于轼有一段失败的初恋。对方是他的高中同学，毕业后两人一直互相写信，直到茅于轼大学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后还有交往。但由于长期分离，他们分手了。
　　失恋的茅于轼给母亲写信诉苦，要她帮忙物色对象。赵燕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闯入了他的视野。
　　茅于轼和赵燕玲是远房亲戚，赵是茅“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他称之为“舅妈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茅则是赵“姑妈儿子的三次方”。茅于轼第一次看到赵燕玲的照片是他舅妈的儿子偷给他看的，“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见面”。
　　赵燕玲说，自己当时对茅于轼却没什么感觉。“当年他没有现在帅，人又瘦，牙是爬的，眼睛又小。我妹妹她们看了直摇头。我父亲开始印象对他也并不是太好，觉得还可以吧，是书香门第出身的。”
　　赵燕玲坐在书房向我们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茅于轼正在客厅摆出各种动作和表情供摄影师拍照。
　　她第一次见到的茅于轼和眼前的这个茅于轼，中间已经隔了整整60年。
　　“他追我追得厉害，给我写信，我父亲一看信，文也好，字也好，他说这现在少有，就特别喜欢他。”赵燕玲继续讲述。
　　她记得茅于轼第一次送给她的礼物是一个皮包和三本书，但她并不喜欢。“我告诉你，那个包的颜色啊，叫真难看，咖啡要深咖啡才好看，他买的又不是淡咖啡，有点灰咖啡。三本书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希腊的故事》呀什么的，这是书呆子的表现。”
　　不过，当时在无锡助产学校上学的赵燕玲最终被貌不惊人、也不懂得浪漫的茅于轼打动。
　　如今，茅于轼认为自己之所能在赵燕玲的五六名追求者中脱颖而出，是因为缘分。“当然，也许跟我的表现有关”。
　　他一收不到赵燕玲的回信，就给她发电报——这大约是当时最奢侈的情书。
　　1955年结婚后没几年，在协和医院上班的赵燕玲就因严重胃病停薪留职。后来再也没有上班。现在的她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劳保、医保。
　　胃病陪伴了赵燕玲半生，几次险些要了她的命。在茅于轼被下放和被驱赶到外地的那些年月，为了不让他担心，赵燕玲哪怕吐血、晕倒，也没有告诉茅于轼自己的病情。
　　与茅于轼面对时势危难的勇敢不同，她的坚韧表现在家庭关系中的体恤里。
　　1969年，下放到山西大同的茅于轼从同乡那里得知赵燕玲胃病再次发作，骑着自行车连夜往火车站赶，路上还摔进沟里。他赶回家时已是深夜12点，打开门时赵燕玲很是吃惊：“你怎么回来了？”
　　富家小姐出身的赵燕玲在那段物质极为匮乏的岁月完成了艰难的蜕变。从一位大小姐变成隐忍尽职的妻子。
　　“对他茅家，我没有一点愧疚。两个老人从来不上医院，都是我给他们买药，解决他们的病痛。我婆婆最相信的是我，我唯一对不起的是我父母，他们没有得到我的一点照顾。”赵燕玲告诉《博客天下》记者。
　　茅于轼曾在文章中写道，他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我父亲晚年时大便干燥，拉不出来，都是她动手抠出来。在我当‘右派’时多少人趁机追求她，她都没有离我而去；在‘文革’时，她勇敢地尽量保护我们全家；‘文革’后，她为我解脱了全部家务，让我可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他记忆中最甜蜜的地址是苏州市狮林寺巷63号，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赵燕玲的地方，也是他们度过新婚之夜的地方。如今，那栋房子已经被拆掉了。
　　美丽的妻子和有才华的事业狂
　　茅于轼是“文革”的激烈批评者，但赵燕玲说她“感谢文革”。
　　“没有‘文革’，第一，我们现在不会改革开放，还在实行计划经济，因为‘文革’以后整个国家垮了，所以邓小平说，管他黑猫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讲完这段宏大叙述后，她接着说道，“第二，要没有‘文革’，我到现在还是什么也不会，我一直在保姆手里头，娘家婆家都是这样，袜子也没洗过。‘文革’以后没办法，锻炼吧。”
　　这种正话反说的方式是她语言的一种风格，也体现了看待问题的角度，里面依稀还隐藏着善于逆向思维的茅于轼的影子。
　　赵燕玲会以茅于轼经常谈论的市场经济来反驳他。
　　有一次，茅于轼请打字员将家里笔记本上记录的联系地址、电话输入电脑，讲好价格是250元一天。结果打字员工作时间加起来5个多小时，赵燕玲觉得一天是8个小时。她不同意按一天算，但茅于轼觉得“对方是社会底层人士”，应该多给一点儿。
　　“我说你不能破坏市场啊，市场有价有市，都照你这样还不乱了。”赵燕玲说。
　　长期与茅于轼在一起，赵燕玲对时下新闻和热点话题也耳濡目染。
　　张林说：“其实她并不想关心这些事，有时候她跟我讲，这些社会上的事爱怎么弄怎么弄去吧。但跟着茅老天天听这些事情，她不得不关心。”
　　两人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和作息等方面日益趋同。
　　由茅于轼等人创立的公益组织北京富平学校副校长邢文毅向《博客天下》形容：“他们俩一看就是一家人。”她指的是茅于轼与赵燕玲身上共同所投射出来的一种知足、善良、博爱、让人踏实和深信不疑的气质。
　　自由、平等是茅于轼价值观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和赵燕玲都是践行者。邢文毅说，她常为赵燕玲在生活中流露的不分尊卑的关爱、贴心所感动。
　　茅于轼家里摆满了照片。有他与夫人的合影，也有不同时期的全家福。那是他们沉淀的岁月，印在薄薄的像纸上。
　　年轻的时候，茅于轼常常带着妻子去拍照。这可能是他做过的少有的可称之为浪漫的事情之一。
　　因为漂亮，赵燕玲的照片曾是一些照相馆橱窗里的招牌广告。茅于轼说，如果她那时候参加选美，一定能戴上桂冠。
　　茅于轼欣赏妻子的美，赵燕玲珍惜丈夫的才华。她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家庭上，好让茅于轼腾出空来施展、打磨自己。
　　这么多年来，茅于轼对赵燕玲的评价一直未变——贤妻良母。“我的事她不大懂，学问也不是跟她讨论出来的，这方面她对我没帮助，但她帮我弄好了一个家。”茅于轼说。
　　赵燕玲对茅于轼显然更舍得夸奖：“他的观点是用逻辑推理的，基本上都是对的。他很真，从不说假话，他说的、做的，他都承认。另外，他气量很大，不跟人计较，别人骂他，他也觉得是自由。”
　　像所有妻子一样，她也挑得出茅于轼很多缺点：“生活上，他不会照顾人。我以前病成那样，他从来没有照顾我一天。他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除此之外，他漠不关心。”
　　2013年12月22日上午，赵燕玲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开门、关门。从上午9点到下午近1点，茅于轼在家里一共接待了3拨记者，其中有两拨另约了摄影和摄像团队。
　　一群人陆陆续续地到达，最后都挤到了一块儿。屋子里人数最多的时候是12个人，占满了客厅、书房以及所有过道。
　　由于难得在家一次，所有的约访都挤到了一起。在这天下午，还有另外几拨客人前来拜访。时间安排密集，茅于轼养成了不停看手表的习惯。他不太去记来访对象都是什么人，但能准确记住跟对方约好的时间。
　　他正在和时间赛跑。这是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赛道，茅于轼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跑得足够远。
　　这个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的老人，已经很久没去打开那些存封的唱片，甚至连最爱的书法都被他搁置起来。
　　“他是个事业狂，这是好听一点了。难听一点儿就是在抢时间。你看，85岁，年龄摆着，还能工作几年？”赵燕玲说。在茅于轼埋头奔跑时，赵燕玲做得最多、也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为他排除各种潜在危险。
　　张林一直记得去年茅于轼受日本《读卖新闻社》邀请去与北大教授巩献田对谈时赵燕玲的反应。
　　刚开始时，赵燕玲死活都不让茅于轼去。但茅于轼觉得没什么，最后带着张林成行。当对方开着车来接茅于轼时，赵燕玲跟司机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把什么样的人给我带走了，还要好好地给我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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