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你的想必根据一个假定：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姻，不及由自己选择而成的婚姻美满。据说若干年前有某西人对伍廷芳中国父母作主的婚姻，认为这是缺乏爱情的结合。这位中国先进外交家反唇相讥说：‘中国人结婚是爱情的发端，人结婚是爱情的终止。在同书另一地方(卷三，三年一月四日所记的日记第二十则)，胡先生更进一步说中国父母之命的婚制，优于西国配偶自择的婚制：“吾国顾全女子之名节，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在《胡适文存》所载七年九月写成的《美国的妇女》一文里，胡先生骂那些“文明”而胡乱离婚的中国人：近来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大伯父母专为我完婚来到上海，本想婚礼办了之后就启程回川。
《问学谏往录》——上海六个月
在公远寓所住了十来天之后，我在附近一家住户的楼上赁了一间寝室，早晚餐仍旧打扰公远，一直到十月间大伯父母由四川来到上海，我们另租房屋，自开伙食的时候为止。公远结婚已有三四年了。他在大学毕业的一年与杨锡藻结婚。锡藻是开重庆聚兴诚银行杨家的小姐。她在圣玛丽女校肄业的时候与公远相识。两人情意投合，进而结婚。在我们兄弟行中公远首开“婚姻自主”的先例。他那时正在江亢虎先生所办的南方大学任教。经他介绍，江先生约我去授每星期三小时的一门“思想”课程。环球学生会又介绍我到一位殷先生所办的国民大学做“专任教授”，担任“学概论”、“思想”，和“社会学原理”三门课程。两校合计，每星期授课十二小时，每月共得薪金约两百元。课务颇为繁重，待遇并不丰厚，但较之做无业游民总较妥当。
到上海不久，我曾专诚到四川青年会中学去探访旧日的师长。可惜那时正在暑假期中，学校里几乎无人。最后在校长办公室里见着朱树翘先生。他说在七八年当中教我们那一班的教师都先后他去。他问我六年留美，对于教的感想如何?照我看来，教信徒在对人作事上是否较非信徒更加可取?我说我在青年会中学肄业时总干事克先生也曾问我对于教的感想。我的答复是“教是一个教人敬天爱人的教”，虔信这个教的人是值得和亲近的。美国六年的经历我的看法，同时也我，徒当中有虔诚和不真虔诚的两种。美国是一个“教的国家”。每逢星期天上午，男女老幼都到去礼拜。然而他们平日的行事未必完全依照的训示。［因此在讲道时，不惮其烦，一再号称徒的“非徒行为”（unchristian conduct）。］我把归国途中所遇恩非德先生对我先后异致的态度报告给朱校长。我说，这样的徒很难受人，这样的传教士也缺乏的资格。十九世纪美国幽默大师毕尔思（Ambrose Bierce）在他所著的《字典》（The Devil?s Dictionary）里说，“徒：相信新约是一部神灵而妙合邻人们需要之书的人”（Christian：One who believes that the New Testament is a divinely inspired book admirably suited to the spiritual needs of his neighbors）。这话不啻为自身信道不笃却跑到外国去劝人的“徒”传神写照。朱校长听了，笑着说“你的玩（顽〕皮性格还没有改掉！”
我很快发现南方大学和国民大学都是当时所谓“野鸡大学”。对于教育似乎倾向于，尤其是在中国不能达到的上海租界。任何“热心教育”的人，组织一个董事会，筹集一些经费，租赁适宜的房屋，雇请必需的教职员，便可设立“大学”，定期招生。这些学校所设的科目全在文学院、院及商学院的范围以内。图书设备固然缺乏、师资也未见优良。者如果邀请到几位“名教授”来兼授几堂课，就可以装点门面，以资号召。自然科学、工学、农学、医学等门需要贵重仪器、试验室、实习厂场等设备，非筹有大笔经费不能办到。师资比文法等科更为难得。因此这些学校也就只好“割爱”了。学校的用度靠着学生所缴的学杂费去开支。每年招收到若干名学生就可以收支相抵。招收更多，便有赢余。换言之，学校便可赚钱。因此学生投考，几乎是来者不拒，皆大欢喜。收来的学生大都是因为程度太低，考不进南洋、等大学，退而求其次，到这些学校来混取大学毕业的资格。
匿名
发表于 2022-8-30 02: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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