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能行走自如对生活的感受就截然不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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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明，1955年出生，上海人。在公司生产老式假肢的车间，他聊起以前怎么敲铝皮，怎么上漆。“那时候铝腿外面不包皮革的，而是刷五六道油漆，有现在的宝马车那么亮。”说到这里，他呵呵笑起来。本版图片/晨报记者杨眉
　　20出头的徐志明，当时他在农场插队，可常常溜回上海，到朋友开的馆冲胶卷，修机。
　　星期日周刊记者谢岚
　　我们大概都知道“刀锋战士”，那个用运动假肢旋风般飞奔的南。至于现实生活中，肢障人士人如何坐卧行走，恐怕知之甚少。
　　安装假肢，是一门很特别的手艺。
　　装得不好，会硌，会跌跤、会淤青发紫磨破皮，疼得碰都不能碰。“缺胳膊少腿”虽然是很小一部分人，但因为身体的某种困扰久久得不到解决，从而引发烦躁、沮丧，的心情，想来大家感同。如果装得好，行走自如，给人带去的，不仅仅是生理功能的恢复，状态也会截然不同。
　　这是徐志明从事假肢业近三十年最大的感受。
　　听说我们要采访他，一位山西老者乐了：“啥，‘服务上海三十年’？我跟着他也快三十年了。”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拜访假肢公司总经理徐志明。
　　假肢公司里的小旅馆
　　这天下午的太阳是金红色的。36岁的安徽人焦道才倚靠在大门口的不锈钢栏杆上，打量着面前油腻的小饭铺、杂货店，神情木然又带着些新鲜。
　　几个月前，焦道才在老家叫卡车给撞了，截掉了左大腿。这会儿，他才刚刚装上假肢没几天，肥大的军绿色中裤下，露出一段银色的金属杆。“有点怕，不敢走，站起来的时候，要停两三秒，才敢抬腿。”
　　他身后两三丈，有一排塑料椅子，坐着四五个中年妇人在聊天。看打扮，听口音，是外地来的。再细听，原来她们的丈夫、孩子都遇到了焦道才那样的不幸事，在车祸或工伤中失去了手脚，到此地来装假肢。
　　“我儿子才25岁，骑摩托车和人撞了。一开始医生说腿保得住，后来又说什么组织坏死，只能截掉。”一位福建口音的妇女一说到伤心事，两目通红，抹开了眼泪，“我儿子很乖，总跟我们说没事，可我知道他心里很憋。”
　　这位小伙子就在对过的房间里，穿着深蓝色紧身牛仔裤，斜靠在圈椅上，敞开的衬衫领口下露出25岁男子才有的饱满光洁的肌肤。聊了一小会儿，问到车祸的事，他停了下来，“我不想说。”
　　假肢公司和其他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大多自建一个“小旅馆”，为肢残者和他们的家属提供住宿。因为装假肢不是买鞋，套上就能走人，而是要经过制作、安装、调整、训练使用等一系列工序，这个过程，短则几天，长则数月。
　　“上海的患者一般白天来装、训练行走，到了傍晚就回去，明天再来。但很多外地的患者要住的。”上海天弓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弓”）的会计陈金凤介绍道：“他们如果住宾馆，一来经济负担重，二来也很不方便。”
　　天弓的“患者客房”是一幢旧旧的二层小楼，约有20间客房，房中两张床，带卫生间，光线不太好，暗沉沉的，但胜在价格实惠，一天只收40元。
　　“客房”对面，则是康复训练大厅。安上假肢，并不能立刻行走如常，怎么站立，怎么坐下，怎么行走，都需要一点点重新感觉、学习和适应。
　　康复大厅装有一排排金属扶手，正上方的墙壁上安着一台大液晶电视，正播放一部抗战片，四五个断腿男子保持着一个相同的姿势：手撑金属杆，抬着头，微张着嘴，全神贯注地看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猛地想起什么似的，收回视线，扶着杆子，慢慢地来回踱步。而一位三十来岁的彪形大汉，看着看着，突然垂下了头，久久不动，状若雕像。
　　“病人刚来的时候，心情很差，有些都不想活了，躲在房间里，不说话，也不肯出来。”陈金凤轻轻地说。
　　不过，有一个人，是肢残者想见的。他，就是患者和家属们口中的“徐总”。
　　“徐总说（假肢）用得好，我儿子以后能走的，别人也看不出来。”说到这里，那位福建母亲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意。
　　手艺不好，
　　几十万的假肢也走不好
　　“徐总”，即是天弓的总经理徐志明。天弓的核心服务是装配假肢和矫形器，假肢包括手和脚，矫形器则多用于脑瘫、截瘫、偏瘫患者，以及患有脊柱侧弯的青少年。因为徐志明擅长下肢的假肢安装，登门天弓的患者也以腿部截肢者最多。
　　徐志明个子不高，少言寡语。记者第一趟拜访，他露了个脸，泡上了茶，然后就不见影了。不一会儿，冒出一个热情的中年男人，笑呵呵地说，“他是这样的，话很少，和外头打交道的事情，就叫我来。他让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带你看看我们厂。”
　　这位“导游”是天弓的副总明，记者在他带领下兜了一圈后发现，这样的安排倒也不可少。因为对四肢健全人而言，“假肢”只是一个概念，至于现在的假肢究竟长什么样？怎么连在身体上的？穿上假肢到底是怎样走的？大名鼎鼎的南非运动员“刀锋战士”是怎么用假腿飞奔的？……的确需要了解一番。
　　“喏，这是从前的老式假肢。”明不知道从哪里拎过来一只“小腿”，沉甸甸地横在地上，“我们叫‘铝腿’，就是一块铝皮敲敲打打，敲出小腿的形状，里面衬上牛皮，外面裹上人造革，靠一块宽宽的紧紧地捆在大腿上。你拎拎看，重伐？这还是只小腿，如果装只大腿，多少重！”
　　“现在的假肢，是这样的。”明把记者带到公司的展示厅，玻璃柜里陈列着一排排的配件，和装配好的完整假肢，“这是膝关节，这是碳合金连接杆，这是脚板……实际上，现代假肢不是一只完整的‘腿’，而是由不同的部件构成的，这些部件都是‘标准件’，我们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将它们搭配和组装。比如说，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用的膝关节可能就不一样。想打球、跑步的人，有专门的脚板。然后对我们厂来说，最重要就是制作‘接受腔’和整个假肢的组装对线。”
　　记者拿起一只接受腔掂量，树脂材料，硬而光滑，拿在手里，还是有些分量的。
　　“截肢后剩余的手脚，我们行话叫‘残肢’，那这个接受腔呢，就是残肢和假肢的连接部分，说白了，就是把它套在残肢上，让假肢和身体连在一起。”明说，关节、“腿杆”都是“标准部件”，而接受腔是“非标产品”，“每一只接受腔都手工做的，机器没法做，国外也一样，因为每个病人的个体情况不一样。”
　　“你来采访蛮好的，为啥？很多病人，包括医院对假肢并不十分了解，比如说出交通事故以后，躺在医院里面，以为买个假肢，装上以后就能走，就像买鞋一样。这样的话，病人挑选假肢时可能很盲目，不知道要找一个‘好医生’。我们这里有万把块的（假肢），六七万的，也有几十万的，但如果接受腔做得不好，患者穿了不舒服，走走不起来，或者磨出水泡，磨破了皮，那假肢的功能就体现不出来，哪怕是几十万的（假肢），也等于是零。
　　“上海几家假肢厂，配件产品大家都有，区别在于技术服务，装上去，患者能不能走，走得舒服不舒服。另外一个就是售后服务，病人和假肢是一辈子的关系，因为他的残肢会萎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他回来，你能不能帮他解决。接受腔就需要相应的调整。患者和假肢公司是终身打交道。服务不好，（患者）第二次就不选择你了。
　　明和徐志明相识近20年，合作多年，徐志明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有耐心”，“从来没看到他和病人急。只要病人感觉不舒服，他就不断地调整。有的病人蛮挑剔的，上海人叫‘疙瘩’，但他从来不会不耐烦。病人跟我讲，你们徐总脾气最好。所以，他的‘回头率’很高。”
　　“啥，‘服务上海三十年’？
　　我跟着他也快三十年了。”
　　记者随着明在厂里参观了解时，不时碰到徐志明，他点点头，笑笑，草草地回答几句后，一错眼的工夫，又消失了。后来记者发现了规律，这个总经理经常不在总经理室，其他两个地方倒经常能“撞见”他：一个是制作接受腔的车间，一个是患者客房。
　　徐志明第一次完整地开腔，是在204客房。客房住着73岁的毕春琴，她由老伴陪着，从沈阳来，让徐志明重新做只接受腔。
　　毕春琴挽起右腿的裤脚，除下假肢，再脱掉袜套，露出了自己的残肢。那是膝盖下面的一截，约一手长，由于年龄大了，残肢已经萎缩，皮肤也从肉色变成了浅褐色，着零星的斑点，就像一段瘦骨嶙峋的老树根。
　　徐志明轻轻托着它，说道：“制作接受腔，如果残肢有肌肉，没什么难。如果残肢萎缩到没肌肉，没有脂肪，头，那就有一定难度了。取模一点都不能偏，一偏，做出来的接受腔就会卡住骨头，走起来就会疼。”
　　取模，是假肢业的术语，制作接受腔的第一步。技师用湿石膏布缠绕在患者的残肢上，待冷硬后脱下，就成了接受腔的原型。再石膏倒模，根据患者的情况，细腻地加以调整，置入连接“金属腿杆”的“连接头”，最后树脂成型。
　　假肢伴随了毕春琴半辈子。“1980年那会，我是，刚下班的时候进来一个患者，挺重的，我就没好意思走，寻思帮他们抢救完以后再走吧。抢救完以后，是个冬天，我穿的是大棉鞋，挺滑的，晚上7点钟的电车，人特别多，我是最后一个上的。上车的时候拽门把儿没拽住，车一开一晃荡，我就掉在车底下，压过去了。”毕春琴抚着自己的膝盖回忆道，“哎呀，那时候可痛苦了，都不想活，就想死。老头以前在上海上班，我俩两地生活。完了他刚调回沈阳，才一起生活一年多，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截肢完以后四年多，我都没出屋，给我做了假肢也不戴，就在家呆着吧。慢慢地觉着总在家呆着也不行，没有办法，一点点试那个假肢，就这么迈出去的。”
　　“一开始那假肢是在沈阳做的，沈阳做得不行，技术不好，咯得疼，后来我就要求单位到上海来做。一开始在另一家做，做得也不行，都难受，都走不远。后来有了网络，孩子给我在网上查的，2011年就找徐总给我做，这才穿得舒服一些，走的程远一些。现在我在家里买菜做饭，屋子，有时候到幼儿园接孩子，逛一两个商店，都可以。在这个地儿做，有什么问题你问他都很耐心，哪个地方有毛病他能给你修一修，调一调。其他地方弄倒是弄，就是不怎么高兴，不怎么爱给整，‘哎呀，就是这样的，不可能不卡，不可能不疼，能一点不疼吗’，听着心里就堵。”
　　这趟来，徐志明还为毕春琴做了一个新的泡沫内套，套在残肢上，减少它和接受腔摩擦带来的疼痛感。“这个内套挺管用，”毕春琴说，“我以前那假肢，里头套四五个套，还疼。”
　　“内套和接受腔的形状一定要做得好，要受力均匀，不然就会卡。比方说膝盖以下部位、胫骨两侧，受力可以大一点，而有些地方，像骨头突出的地方要免压，不能让它受力，一受力，皮肤就要磨破，就走不了了。”徐志明说。
　　“那你在做模型的时候，怎么避免这些地方受力呢？”记者问。
　　“取模时，先用记号把它标出来，然后做石膏模型的时候，可以补一补。其实就是给骨头突出、不能压的地方留出一些空隙，离开一点，碰不到，就不受力，不疼了。”
　　“刚才在公司里参观，感觉假肢业很现代，机械感、科学感很强，现在听你这么一说，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行业仍然很强调手工艺。”
　　“是啊，这个行业很多部分还是靠手工、手艺。”
　　离开了毕春琴的房间，本打算到总经理室安静地聊聊，听他说说这门手艺是怎么来的。可坐下没多久，徐志明又站起来了，朝门口走去，“还有个病人在等我。”
　　病人就在相邻不远的办公室，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常州妇女，左大腿被船只的螺旋桨给切断，留下一截尺把长的大腿根。这趟来，是找徐志明解决一个难题：大腿根底部被接受腔磨得一大块淤紫，疼得碰都不能碰。
　　徐志明为她做了一个硅胶内套，“做假肢这个行业蛮有意思的，不断地有新技术、新材料出来，可以让人琢磨。硅胶内套是这几年才出来的，能残肢的皮肤，不容易磨破。套上它，再穿假肢，吻合感更好。而且硅胶和皮肤比较贴合，舒适度不错。”
　　使用新技术可没那么顺利。常州妇女穿上内套和假肢后，在屋里来来回回走，总是感觉不对劲，“还是穿不到底，一只手总要去抓住，不让它（假肢）掉，就是那个感觉。”
　　徐志明一直看着她的左腿，听了这话，让年轻的助手拿来一双（假肢业专用的—记者注），“套上试试看。”
　　病人走了一圈，不行，“总觉得下面空了一段。”
　　取下，徐志明又换了一招，让助手在内套上打了两圈果冻状的硅胶，增加粘附力。
　　又走两圈，还是不行。此时，病人有些心急，额头上沁出了密密的汗。
　　这时候，徐志明不声不响地站起来，走了出去。片刻转回来后，手指上多了一坨白色的东西。轻轻地抹在两圈硅胶上，“再试试。”
　　这下成功了。病人感觉到包裹在内套里的腿终于完整、稳当地嵌入了假肢。她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这令记者想到天弓会计陈金凤说的一句话：“假肢装得好，走得自如，人的状态就大不一样。”
　　“徐总，你刚才手指上的是什么？”记者好奇地问道。
　　“凡士林，我想大概是新打上去的硅胶圈比较涩，滑不下去。”
　　解决了这个难题，徐志明和记者重新回到总经理室。这会儿，外间的沙发上坐着个老者，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他不叫“徐总”，而是叫“小徐”。一听是采访，老人家乐了：
　　“啥，‘服务上海三十年’？我跟着他也快三十年了。我今年七十岁，出事那时候就四十来岁。”原来是位老病人，名唤张巨忠，“当时我来上海，小徐还在胶州那个老假肢厂（即上海假肢厂，徐志明1989年退伍后分配到此，1994年离开，自己创业—记者注）。第一次给我做，我就觉得挺好，多少年了，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一般当老板的就不下手了，叫别人做，我多年来都是他。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假肢脱下来也不洗，边上的人闻着都觉得发臭，他也不管那个。你们女人不是有娘家吗？这儿就是我的‘娘家’，因为他心目中知道你是哪个病号，哪个地方有什么毛病，肌肉哪儿多哪儿少，是不是骨头比别人特殊……别看都这么长，一个人一个样，他脑子里面、心里面就记死了。”
　　机关，我又不是那块料，
　　火化场的钱最多，但不敢去，那就到假肢厂去了
　　在国内假肢行业，上海人徐志明是个的高手。高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比如说像毕春琴那样的患者。另一个意思是，他似乎有种天生的感觉，而非苦练得来。
　　比如说做接受腔，绝大部分同行是“式”做法，取模时要按照规范的程序，要用皮尺量患者残肢的尺寸。而徐志明的手法看起来很随意，连尺寸都不量。“我试过好多次，量不量都一样，不影响接受腔的质量。而且我认为，手感比测量还要准一点，量尺寸有时反而有偏差。”在国内，像徐志明这么制作接受腔的，可以说只有他一个人。
　　再比如说对线。对线是假肢装配中最难的环节，也就是说，当接受腔、连接杆、关节、脚板这四大部件组装在一起时，它的重心必须是一直线，不然的话，患者不但行走不便，而且容易摔跤。通常，技师是用对线仪等设备，而徐志明用眼睛，哪个患者假肢的线不对，他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徐总，你这些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徐志明：说不清楚，大概一个是，一个是我从小动手能力比较强。小时候玩玩具，家里以前买东西，我非要给它拆了看看怎么回事，非得把它弄透了，不然心里不舒服。从小就有这个习惯。
　　星期日：很多小男孩都是这样，但不是每个人长大后都有你这样的感觉。
　　徐志明：我也不知道。大概我像我父亲，他也不大讲话，喜欢动手。他原来是在上海灯泡厂做显象管，最高级的技工。他喜欢电子方面的东西，原来也想开个店，家里准备了很多东西。后来没有开成，那家里放的东西都是我在摆弄。比如说收音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自己装个放大器，自己装个电视机，都是靠手工装的，买不起。
　　星期日：哦，听出来了，你不是简单地拆装。
　　徐志明：对，是整个装配。比如，电视机的线板也是自己做的。买一块环氧树脂铜底板，用油漆画出线图，然后放在三氯化铁药水里面泡，一泡，没有涂过油漆的地方铜都泡掉了，再把线上的油漆擦掉，导电的线板就出来了，然后再打小洞，零件一个一个插进去焊。
　　星期日：这个事情最难的是什么？
　　徐志明：设计电，跨线要少，这是要有一点技巧的。跨线就是什么呢？图纸有一根交叉线，做电板的时候不能有的，一交叉就短了。要跨过去，怎么跨？一个是绕过去，一个是用零件来跨过去，这样就不会交叉短。
　　星期日：做这样的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徐志明：可能我做事情有一种空间感，习惯从整体上来考虑问题，每个东西、每个环节都有前后上下，对这些。做事情都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我想得比较多，话说得比较少。要解决问题，盲目地看一点，不能头痛治头痛。
　　星期日：这么说让我想起了中医的逻辑，胃痛了，中医可能不直接给你吃胃药，而是去看看肝有没有问题。
　　徐志明：可能和围棋差不多，围棋就是走一步要想到好几步。我做事情比较有整体意识。
　　星期日：假肢还是一个挺特别的行业，你是怎么干上这行的呢？
　　徐志明：1987年我从部队退伍，给我三个地方选，机关、假肢厂（即现在的上海假肢厂有限公司—记者注），还有一个是火化场。机关我肯定不喜欢，我又不是那块料。火化场的钱最多，但不敢去（笑），那就到假肢厂去了。
　　星期日：当时你知道假肢厂是干嘛的吗？
　　徐志明：我老家就住在西，从小就在假肢厂附近长大的，我是看着假肢厂盖起来的。我记得1960年代，假肢厂那片地方原来是个殡仪馆，我们口的，经常有棺材抬过去了，抬往静安公园，那里以前是坟墓。静安寺靠近万航渡，武宁一带，比较偏的，那边都是农地、郊区了。小时候经常去那里抓知了。后来殡仪馆搬走了，办起了里弄工厂，以前不是妇女没工作的吗？就把妇女集中起来，到那个地方做五金，后来才改成假肢厂，因为这片地是民政部门的。
　　星期日：所以你选择了一个有些熟悉的的地方？
　　徐志明：我选择假肢厂就是因为能够动手。其他普通的工厂都可以，能让我动动手就行。如果没进假肢厂，我大概会是个电工，或者开个修理铺，修修机，家用电器。
　　星期日：你觉得你是个企业家吗？
　　徐志明：不是。
　　星期日：那你觉得企业家是干嘛的？
　　徐志明：企业家有抱负，有很多想法，设计好了才去做的。我好像是因为爱好才这样做，喜欢动手，很自然地就这样过来了。
　　星期日：那你是工程师吗？
　　徐志明：不是。
　　星期日：那你是？
　　徐志明：手艺人。
　　天弓是个30多人的小型企业，徐志明这个老总的特点是很少说话，很少管人，总是在观察。
　　观察什么呢？不做声地观察患者，看看他们装上假肢后到底走舒不舒服；不做声地观察员工，尤其是技术人员。他说，只要看看他干活的样子，就知道他们的状态如何，“一个人做事投入，心里有底，感觉是不一样的，他的工具会准备得很有序。”
　　“我们这个行业是做技术服务，技术好了，什么都能过去。”徐志明说。这个“手艺人老总”倒很有“无为而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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