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獎得主閻連科獲獎演講全文：《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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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月22日晚11點，卡夫卡文學獎組委會舉行頒獎典禮，正式授予中國作家閻連科2014年度卡夫卡獎，這是卡夫卡獎成立14年來首次將該獎授予中國作家。 受獎儀式上，閻連科做了名為《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的人》的演講，追憶了“三年自然災害”、“”中和“”相關的中國故事。
　　“閻連科在中國讀者心中享有盛譽，此次獲獎是名至實歸。”對閻連科作品頗有研究的著名學者、中國青年學院教授梁鴻說，“閻連科用富于想象力的文學手法，描述著中國生活的復雜性、荒誕性。”
　　閻連科的獲獎在中國文學界引起較大反響。有學者認為，近年來，莫言、余華、閻連科的文學作品相繼在國際上獲獎，反映了國際文學界對漢語寫作和中國作家的重視，有利于中國文學界領域的傳播。
　　對此，閻連科認為，不是一兩個作家在國際上獲獎，中國文學就“走出去”了。中國文學能不能真正走出去，要看這些作品能不能影響到國外的讀者、能不能影響到不同語種人們的寫作。“卡夫卡沒有得到什么獎，他的作品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寫作。”閻連科說，“擴大中國文學的影響力，還需要更多的作家認真低下頭來寫出自己的作品，其他的不要考慮太多。”
　　關于卡夫卡獎
　　卡夫卡獎是歐洲最有影響力的文學獎之一，獎由弗蘭茨-卡夫卡協會和布拉格市于2001年設立，歷屆獲獎者均為世界級作家，他們是菲利普-羅斯、伊萬-克里瑪、彼得-納達斯、耶利內克、哈羅德-品特、村上春樹、博納富瓦、盧斯蒂格、彼得-漢德克、哈維爾、約翰-班維爾、達妮埃拉-霍德羅娃和西摩司-奧茲，耶利內克和品特后來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閻連科演講：《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的人》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和我尊敬的評委：
　　從某個角度說，作家是為人和人類的記憶與感受而活著。因此，記憶與感受，使我們成了熱愛寫作的人。
　　也因此，當我站在這兒的時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間，出現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在那次舉世震驚的“人禍”后的一個黃昏，夕陽、秋風和我家那個在中國中部、偏窮而又寂寥的村莊，還有，因為戰爭而圍著村莊夯打起來的如城墻樣的寨墻。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墻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墻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饑餓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的死掉。”
　　說完，母親回家燒飯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隨風而去的一片枯葉。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著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來巨大一片——幕布般的。
　　從此，我成了一個最能感受的人。
　　從此，我過早的記住了一個詞匯：熬煎——它的意思是，在中承難的。
　　那時候，每每因為饑餓，我拉著母親的手討要吃的時候，只要母親說出這兩個字來：熬煎。我就會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
　　那時候，中國的春節，是所有兒童的盛日，而我的父親和許多父親一樣，每每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因為春節將至，而愈發歡笑的臉龐時，也會低語出這兩個字來：熬煎。而這時，我就會悄悄地離開父親，躲到無人的荒冷和內心模糊的里，不再為春節將至而高興。
　　那時候，與活著，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要事；而，才是惟一國家之大事。可在中，需要我的父親、母親都舉著紅旗，到街上“毛萬歲！”時，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會從中扭回頭來，無奈自語地念出這兩個字：熬煎。而我，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眼前必就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如同白日里黑夜的到來。
　　于是，我也過早地懂得了，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后，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后邊，用承受，來對抗，如同用承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它變得富裕，并咄咄有力，因為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與零用，便像一道突來的強光，閃耀在了世界的東方。可在這道強光之下，如同光線愈強，陰影愈濃；陰影愈濃，也隨之產生并深厚一樣，有人在這里感受溫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為天然的憂郁、焦慮和不安，而感受到了下的陰影、寒涼和霧纏絲繞的灰暗。
　　而我，是那個命定感受的人。于是，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游戲中的跳繩和皮筋。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對于那個作家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困境，使得那里蕓蕓眾生者的、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他們等待著什么，又懼怕著什么，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盡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后，虛幻期待的最后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處的陰影；成了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沒有人告訴那個作家，國家那列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會把人們帶到哪兒去。
　　也沒人告訴那個作家，直至今天，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各種各樣的和運動，在每個人的頭頂，醞釀的是烏云、驚雷、還是一片可能撕開烏云的閃電。
　　更是沒人能夠告訴那個作家，當金錢與權力取代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的理想之后，、人性、人的尊嚴，應該用怎樣的價格去兌換。
　　我記起了十余年前，我反復去過的那個艾滋病村。那個村莊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卻有二百余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當年，他們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勞動力。他們之所以大批的感染艾滋病，是因為想要在中致富，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組織的去集體賣血所致。在那個村莊，死亡像日落一樣，必然和必定，就像太陽從天空永遠消失了一樣，長久而。而我在那兒的經歷，每當回憶起來，每當我在現實中看到刺眼的和亮色，都會成為巨大的讓我無法逃離的陰影和，把我籠罩其中，無處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余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余的作家。
　　但我也堅信，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寫作，或多或少，將會有它無可替代的意義。因為，在那兒——生活、命運和，選定了我是那個生來只會、也只能感受的人——我像那個看見了沒有穿衣的孩子，在陽光之下，我總是會發現大樹的影子；在歡樂頌的戲劇中，我總是站在幕布的另一邊。人們都說溫暖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人們都說的時候，我看到了；人們在為幸福載歌載舞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他們腳下系繩，正要把人們集體絆倒并捆束。我看到了人的靈魂中有不可思議的丑惡；看到了知識為了挺直脊梁和獨立思考的與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的生活，正在金錢和歌聲中被權力掏空和。
　　我想到了我們村莊那個活了70歲的盲人，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都會面對東山，望著朝日，默默自語地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日光原來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為奇異的事情是，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走夜，都要在手里拿著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黑，他手里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發明亮。于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著，人們很遠就看見了他，就不會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們與他擦肩而過時，他還會用手電筒照著你前邊的道，讓你順利地走出很遠、很遠。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里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后，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里，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
　　從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了一種寫作——它愈是，也愈為；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寫作，就是那個在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行走在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著，盡量讓人們看見而有目標和目的閃開和。
　　今天，界文學中，作為亞洲文學主要一片生態的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遇過如此充滿希望又充滿絕望的現實和世界；從來沒有相遇過，在如此豐富、荒謬、怪異的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故事——超現實的最日常；最真實的最灰暗。沒有一個歷史階段，東方的中國，能像當下這樣，在無限的中，同時又有著無處不在的遮蔽、陰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國，似乎是整個世界的太陽和，可也有著讓世界巨大的憂慮和暗影。而生活在那里的人們，每天，每時，都莫名的，莫名的不安，無由來的膽怯和無來由的莽撞。
　　對歷史回眸的恐懼和遺忘，對未來的憧憬和擔憂，對現實——每天每時都驚心動魄、違背常理、不合邏輯而又存在著一般人們看不到的內真實、內邏輯、神實主義的荒誕、復雜、無序的真實和發生，構成了今日中國最為陽光下的陰影，最為明亮處的。而作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看到偉大的，那是一種真實；聽到悠揚的歌聲，也是一種真實；虛無、唯美，也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中國的真實，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陽光、茂綠、花草、鳥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幾十上百的優秀作家，都在這森林中感受著豐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復雜、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國，演義著自己真實的寫作。而我，則因為是那個和生活選定的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實，和別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處的霧障，感受到了霧障內部的混亂、毒素和驚懼。或者說，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和恐懼。
　　我知道，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而且還是水、空氣、人、和人們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僅僅把當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狹隘，而真正幽深、無邊的，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卻都說明亮而溫暖。最大的，是人們對的適應；最的，是人們在中對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學在這兒就有了它的偉大。因為只有文學，在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饑餓的冷熱與飽暖。
　　因為這樣，穿過“時間、地點和事件”，我看見了今天現實中最為日常的——在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今天的人們，大都可以做到一個又一個老人倒在街上時，大家擔心訛詐而都不去攙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來也是紅的和熱點。
　　因為這樣，一個產婦在醫院死在手術臺上，而所有的醫務人員怕承擔責任都逃之夭夭后，留下的只有人性和靈魂在現實中最微弱的喘息與尖叫。
　　因為這樣，在我自己家里強拆之后，我感受到了更為日常、普遍，也更為激烈的。而我，當面對這些時，那些關于人、活著、現實和世界驅趕不散的，就會大霧一般彌漫在我的內心、生活和我寫作的筆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個人的方式，和書寫那個世界。我沒有能力推開窗子看到世界的，沒有能力從混亂、荒謬的現實和歷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總是被混亂的所包圍，也只能從中感受世界的明亮與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來。
　　甚至說，我就是一個的人。一個獨立而的寫作者和被討厭并四處驅趕的寫作的幽靈。
　　到這兒，我想到了《舊約》中的約伯，他在經受了無數的苦難之后，對詛咒他的妻子說：“難道我們從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禍嗎？”這最簡單的一句答問，說明了約伯深知他的苦難，是神對他試煉的一種選定；說明了與同在的一種必然。而我，不是如約伯一樣，是神選定的惟一試煉苦難的人。但我知道，我是和生活選定的那個特定感受的人。我躲在邊緣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里，感受世界，握筆寫作，并從這灰暗、里尋找亮光、月色和溫暖，尋找愛、善和永遠跳動的心靈；并試圖透過寫作，走出，獲求。
　　我——那個把文學作為最高理想和的作家，無論是作為一個人的活著，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都為自己天生注定在中感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謝我的血脈祖國，感謝它允許一個注定只能感受的人的存在和寫作；允許一個人，總是站在大幕的背面來現實、歷史和人與靈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謝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今年把這個素潔、純粹的文學獎授予了我。你們授予我的這個獎項，不是約伯在歷盡和苦難之后獲得的和財富，而是送給了那個感受了苦難而惟一逃出來報信的仆人——那個行走夜的盲人——的一束燈光。因為這束燈光的存在，那個生來就是為了感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為這片兒明亮，人們就能看見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開與苦難。而那位仆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報信的夜上，人們與他擦肩而過時，去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暫的程。
　　我們視“兒童”為理所當然的概念，并相信“童年”是人類社會與生俱有的。但從《兒童的世紀》所的歷史來看，在16世紀之前的中世紀，“兒童”這個概念并不存在。兒童只是縮小版的大人，混在中間，和他們一起勞動、競爭、社交、玩耍。如果用現代觀點來看，這個時期堪稱兒童史。直到中世紀末期，兒童開始與分離，此后，“童年”才開始成為現代世界的價值觀。但在今天的信息社會，兒童和的界限再次模糊。對童年來說，這究竟會是覆滅，還是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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