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胡风与病中的聂绀弩完成三人同照一张相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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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萧军、胡风与病中的聂绀弩完成三人同照一张相的夙愿原标题：被扭曲的战友情谊
　　◎晓风
　　出场人物：
　　胡风（评论家、二十多年）
　　冯雪峰（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错划）
　　丁玲（作家、曾任《文艺报》主编、错划）
　　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萧军（作家）
　　邵荃麟（原中国作协党组）
　　周扬（原副部长）
　　2012年11月，由鲁迅博物馆主办，在长城脚下的长城宾馆召开了“纪念胡风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的几个朋友邵济安（邵荃麟之女）王存诚夫妇、周艾若（周扬之子）、冯夏熊（冯雪峰之子）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在小组会讨论时，有好奇地问道，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言外之意当然是，你们的父辈间有着若干恩恩怨怨，怎么现在竟然友好地坐在了一起？
　　其实，我的这一“朋友圈”里还有不少人呢。除我和老伴宋哲以及提到的三家外，还有楼遂（楼适夷之女）、萧耘（萧军之女）王建中夫妇、田大畏（田汉之子）、蒋祖慧（丁玲之女）等，共有十来个人。最近几年来，我们每年差不多都要一次。海婴时只要有空也会偕夫人马新云来参加。遗憾的是，他和田大畏已相继早逝。现在，年龄最大的周艾若八十八岁，最小的楼遂也有六十多了。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们，每次可高兴了，有着说不完的话，以至分别时仍意犹未尽，相约着次年再。2010年3月间，为纪念左联成立八十周年，我们一行在参加了上海举行的纪念活动后，又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们安排和照顾，去寻访当年前辈们的足迹，在绍兴、常州、义乌等地参观访问，数日的相处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说起来，我的父亲胡风和他们的父（母）亲都是左翼文学家，同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们的斗争目标都是的旧，无一例外都是从青年时起就立志为中国的新文学事业而奋斗终生，虽然彼此间有文艺理论上文艺思想上的分歧，但他们理应有正常的战斗友谊。不过，在“左”的控制下的年代，在那运动不断的年代，他们间的友谊被扭曲了，正常的论争变成了“”和“运动”，彼此间不仅有隔阂、，甚至互相损害，导致了一些恩恩怨怨。，被整，不已！
　　这里，我想结合我们这些人交谈中的回忆，以及我所了解的史实，简单回顾一下我所知道的这几位前辈的关系，他们的合作情况及其演变的历程。
　　悼冯雪峰，胡风发出一封三百字的长唁电
　　冯夏熊曾不止一次回忆，他还是小男孩时（他和我哥哥晓谷同岁），由父母带着去我家，坐车时短裤被剐破了，我母亲拉着他，亲切地直接用针线就在他身上缝补好了。这一场景他一直难以忘怀。是的，我们两家的交往是很早的。父亲还在上中学时，就开始接触到雪峰（为方便起见，我在文中对这些前辈就直呼其名了）和其他湖畔诗人的诗歌。雪峰虽比他还小一岁，但那时就已以“湖畔诗人”著称于世了。他们的诗得到了父亲的喜爱，引发了他也开始学着写诗，从而启动了他作为诗人的征程，这些最早所写的诗后来收入了诗集《野花与箭》。1979年他在为雪峰所写的唁电中曾坦承雪峰是“我个人青年时期的诗情诱发者”。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雪峰开始了通信交往，1932年冬他曾回国一次，首次见到了雪峰。他们同是农民的儿子，同样是靠锲而不舍的奋斗走到“外面的世界”来的，又都爱探讨文学理论。既有共同的语言，又有着同样倔犟的脾气，两人谈得越发投机，自是相见恨晚。也就在那一年，刚满18岁的母亲参加了左联，和她谈话的领导正是雪峰。他的严肃认真和风度，使她感到这是一位可尊敬、可信任的领导人。
　　到1933年夏，父亲被日本警方回国。他在日本时就已是日员，但回国后文总方面始终没有承认他的。后来，雪峰曾三次通知父亲说“你已是了”，但又两次告诉他说“更难搞，还是留在党外好些”。他体会到雪峰的难处，也就没说什么，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信任雪峰为的领导，一切他的安排，力所能及地为党做些工作。著名的“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就是由他们两人商议后得到鲁迅先生同意提出的，鲁迅的丧事也是由父亲在雪峰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后来更是在雪峰的领导下主编了《工作与学习丛刊》。抗战后期，雪峰来到重庆，客居作家书屋。二人再次相聚，常在一起闲谈。谈到文艺方面的一些问题都有同感，因此，这一时期两人的交往最为友好融洽。
　　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有所隔膜，但总的来说相处还是友好的。1953年父亲在买房时手头缺钱，雪峰还主动借给了他一大笔钱。在与雪峰多年的交往中，父亲对他的某些做法有意见有看法，时有微词，甚至在私信和日记中讥讽他。现在看来，主要是由于他不理解雪峰处于“组织”内的身不由己，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尽管如此，他在大的方面对雪峰一直抱有，评价极高。
　　1979年在成都，父亲虽恢复了但尚未正式，当得知第四次文代会后要开雪峰的会时，虽然收到通知已晚，但他还是赶着去发了一份三百多字的长唁电（第二天，又修订补发了一次）。在唁电中，他高度评价了雪峰作为诗人、鲁迅和党的联系人、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的历史功绩。其实，在发唁电的两个月之前（1979年9月13日），他就曾写信给楼适夷，为雪峰的离世感到遗憾和不公，谈到要评价雪峰还他以的问题。
　　接信后，适夷感到此事重大非自己所能处理，便将信直接转给了当时的部长。
　　丁玲始终为1955年所写的文章感到内疚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父亲就读过丁玲的小说，评价很高，曾想写一篇读后感似的文章，连要点都写好了，只是未及完成。里面对丁玲早期的四篇作品《梦珂》、《莎菲女士底日记》、《暑假中》和《阿毛姑娘》都予以评介。他称《莎菲女士底日记》“是失败后的最悲痛的呼喊，她是抱着向的飞跃的心对着的现实人生痛哭了的。”这份要点他一直保存着，直至被抄走后又发还，几年前经我加以整理后收入《胡风全集补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也是在1932年冬回国那一次，父亲与丁玲认识了。二人虽是初次见面，但感觉跟老熟人一样，后又受丁玲委托找丘东平谈话，试图打消东平出国留学的念头留在国内工作，虽然没能东平完成任务，但从此他却和东平建立起了友谊。到1934年六七月时，雪峰又交给他一个任务，那就是到车站去接从南京中借口就医来上海的丁玲。因胡风是丁玲的熟人，丁玲可以放心接受他的安排。接到后，他按雪峰的意思安排了她的住处和就医等事宜，直到她回南京。
　　抗战期间，身在延安的丁玲常给在重庆的父亲来信，叙说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幽默风趣，并寄来一些。父亲在所编的《七月》和《希望》上发表了不少她的文章，还编印了她的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按丁玲的嘱咐将稿费寄给她母亲作为生活费。
　　为了安全，丁玲曾将珍藏的写给她的诗词手迹特意寄给父亲托他保存。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记载：
　　“1938.12.18——丁信说毛欢迎我去延安，但她以为还是在这里办《七月》的好。”
　　“1939.7.3——过华中，得丁玲寄来一包稿子，田间底诗和雪苇底论文，M氏手写的旧诗词。”
　　“1939.9.4——得丁玲信，问‘丁玲型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老友的信任，令父亲十分，他将的手迹诗词放在随身的小皮包夹层内，无论是日机的轰炸还是在沦陷后的逃难途中，他一直小心护卫着，毫发无损。
　　1949年初，父亲离开下的上海，绕道来到东北解放区。在沈阳见到了丁玲，十多年后相见，她比在左联时显得成熟和干练多了。她对父亲谈到《讲话》成文的经过和解放区文艺的成绩，说解放区文艺虽然粗糙，但却是为了工农兵的。她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版本拿给父亲看，诉说着创作时的困难，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听说，周扬反对出版这部小说，因为里面的恋爱是“反阶级”的，但却说这作品好，周扬的看法是错的。所以最后还是出版了，并取得了成功。祖慧还记得，我父中央来到北平住在饭店时，她曾随母亲去看望过。
　　父亲曾在1950年1月1日给母亲梅志的家书中写道：“在这文坛，她还是一个可以不存戒心谈谈的人，也可以说对我很好罢，但我也没有心情接近她。她回来后我只去过一次，为了看她的母亲。”此时的丁玲，已身处文艺领导人的身份，与父亲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艾青那时曾给她起了个“凤姐”的外号，父亲后来在私信中也便随着这样称呼。记得1953年我家在定居后，曾在新家请她来吃饭，她还送了一个带纱罩的景泰蓝花瓶式的台灯作礼物（这个台灯现陈列在现代文学馆的“胡风书房”）。那天，著名作家丁玲给我这个中学生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雍容华贵、谈笑风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并与她成为邻居后，我见到她的次数便多了，她的风度依旧不减，并且干劲十足。
　　1955年胡风一案发生，丁玲在严峻的形势下，不得不写了一篇文章《敌人在哪里》，在《》发表。就这样，仍是在逃，虽侥幸未被进“胡风”一案，却被打成了“丁陈集团”，成了这一“集团”的，了二十多年的厄运，直至1980年才迎来了转机。所说写给她的诗词手迹，经过一番周折也随我家的被发还，回到了我们手中。母亲写信告诉了她，她让祖慧夫妇来我家取走，这才真正“物归原主”了。
　　丁玲的历史“问题”于1984年彻底后，她马诉我母亲，鼓励我父亲也抓紧向中央提出，以早日解决1980年文件中留下的“尾巴”。遗憾的是，胡风及胡风一案的彻底要直到他去世三年后才得以实现！
　　丁玲始终为她在1955年所写的那篇文章感到内疚，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她曾设法找到那篇文章，想据以写文表达内心中对老友的歉意，可惜终因病重不久后便去世了，未能了此心愿。
　　楼适夷急人所急，自告奋勇出面证明
　　楼适夷，与我父亲也是早在1932年就认识的。当时父亲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组织了进步文学团体，并出版油印的左翼刊物，另一留学生团体与他们间有误会和矛盾，他便趁有事回国之际向左联领导汇报，左联文委派楼适夷随胡风前往调解，他们二人同船前往，为安全起见，互相装作不认识，到岸后再一起活动。适夷在东京期间被称为“适代表”，父亲为他作翻译。适夷不但为两派学生解决了矛盾，也利用此机会了解到日本左翼文学的一些活动情况。
　　当父亲因受日本警方回到上海后，与适夷的联系更紧密了。我父亲与母亲的第一次见面，就是由适夷带我母亲来到父亲暂住的左联盟员韩起家中见到的（到了八十年代，适夷还戏称自己是我父母的“红娘”，开玩笑说要母亲补请吃喜酒呢）。这之后，父亲与适夷因迎接马莱反战调查团的事，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此工作由雪峰领导，而一些书面文字，则由雪峰联同胡风和适夷一道来编定付印。
　　到了1938年初在武汉，父亲日记中关于适夷的记载多了起来，因为二人都应约在《新华日报》上编副刊，共编了四期。这是二人的又一次合作。后来适夷去了。
　　直到抗战胜利父亲回到上海后，二人重逢，并又有了工作联系。正如适夷在《记胡风》中所述：
　　“我很感谢，在那一段时间，他对我工作的支持。当时我在苏联办的中文《时代日报》工作，担任一个叫‘文化版’的副刊编辑。……在编辑上第一个大力支持我的是胡风。一位青年记者（即顾征南，胡风日记中作‘黄水’——晓风）老往胡风那儿跑，每次从不空手，总是带来好些文稿，供我选用，用不着为发不出稿子发愁。这些稿子大部分是有分量的文学小评论，有的评论还相当尖锐。……”
　　1947年，适夷由上海到，与周而复共同创办《小说》月刊。自1948年3月份起，由领导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第一、二期连续发表了针对胡风文艺思想和翎小说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父亲的老友邵荃麟、胡绳、乔冠华等。它们了父亲的几个主要论点，但是却了他的原意，并将翎的小说说成是一无是处的小资产阶级作品。父亲当然不能同意他们的调子。作为回答，他写了长文《论现实主义的》，在离开下的上海赴后，由留在上海的母亲设法出版了。
　　父亲到后，适夷遵照邵荃麟的，来“帮助”胡风。这就是适夷在《记胡风》中所说的一段：
　　“……在工委管文艺工作的邵荃麟同志把我叫去，告诉我：‘全国快解放了，今后文艺界在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十分重要，可胡风还搞自己一套，跟大家格格不入，这回掀起对他文艺思想论争，目的就是要团结他和我们共同斗争。你同胡风熟悉，你应该同他谈谈！’
　　“这是一个重要，我当然是执行，完成。我特地把胡风请到我九龙郊外的我的寓所里，和他整整谈了半夜。‘左联’后期工作中一些内部分歧，发展到‘两个口号’的论争以至‘左联’的解散，我都不曾亲身经历，所知有限，但以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连整个抗日战争都打赢了，那些事情早已成为过去，文艺思想是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大家在党的领导下，不会有解决不了的矛盾。这一晚的谈话，大部分是我谈得多，他说得少。我谈得很恳切，很激动，他看着我一股真诚的样子，只是微微地笑，很少答腔。看来我的话其实没有触到点子上，当然不了他，算是失败了。”
　　适夷明白自己“帮助”不了胡风，为了响应荃麟的号召，他只好写了一篇翎小说的文章。
　　1950年，适夷在出版总署工作，热心地要出版母亲的两本童话诗（即《小红帽脱险记》和《小面人求仙记》），并说这样的书就应该由国家书店出版。稿子交给他了，不知道经过怎样的过程，严重到了非送文化部审查不可。最后由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委员会提了几条公式主义的意见退回来了。适夷本来是想做件好事，出版少儿读者欢迎的一本好书，但结果却没能办成，这成了他的一件憾事。
　　这之后，父亲母亲度过了“非常”的二十多年。在父亲刚恢复的1979年，首先与他通信的老友中就有一位适夷，十分关心他的情况。父亲回到后，适夷也是首先来看望他的老友之一。甚至对母亲的离休，他也给予了帮助。母亲曾在回忆文章《胡风和我共同的朋友楼适夷同志》中表达了感激之情：“到我因离休问题需要同代人的证明时，有人明明能证明我的资格却不予理睬，还是他急人所难，自告奋勇证明了我是1932年的左联盟员。这又一次体现了他的正直良。”
　　1985年6月8日，父亲病逝。1986年1月15日，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胡风同志会。适夷手书挽联“诤言三十万风骨足千秋，巨笔见忠悃江河流”，高高在大厅门口横楣上。字迹遒劲有力，评价诚挚适当，引得不少人驻足抄写或拍照。
　　这之后，适夷写了长篇回忆文章《记胡风》，深情地回忆了与胡风长达几十年的友谊，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后收入我主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中。
　　萧军、胡风与病中的聂绀弩完成“三人同照一张相”的夙愿
　　每次我们活动时，只要有萧耘在场，大家就笑声不断，气氛顿时活跃多了。她和王建中的夫妻对唱《信天游》更是受到大家欢迎的保留节目。她的爽朗和热情常让我想起父亲和萧军几十年的友谊。
　　1949年初，父亲绕道来到东北解放区。不久，与老友萧军见面。萧军一见到父亲，这位倔强的东北汉子便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想当初，他和萧红从东北跑到上海，是鲁迅先生帮助了这对爱国文学青年。他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场》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重视，为他们写序，帮忙出版，并托父亲为《场》写了后记。父亲对二萧的创作十分重视，他们也与父亲结成了战斗友谊。父亲曾对萧军说：“她（萧红）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而你可能写得比她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感受和天才在创作……”（这段话，最近被原样收入到了萧红的传记影片《黄金时代》中）
　　抗战时期在武汉，他们又全力支持《七月》的出版。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萧军与他年轻的妻子王德芬从成都来到重庆，父亲帮他与八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后去了延安。听说，他在延安颇得的器重，和毛很谈得来。可是，到了延安整风时，他却因替王实味抱不平愤而出走，到农村去开荒，自给自足。还是“组织”将他接了回来，最后回到东北家乡搞文化工作。到了1948年，他却又由于所编《文化报》上涉及解放东北的苏军中一些违反纪律的情况，而受到和处分。父亲到东北后，萧军有满肚子的委屈要对父亲诉说。但父亲不了解情况，无法做出是或非的判断，只能劝他应该克服个人英雄主义，多做。
　　1965年底，父亲监外执行、从秦城回到家中时，聂绀弩前来相见，他说，萧军也很想来，并提议三人同照一张相留作纪念。父亲虽然也很想见萧军，但终于没有通知他，因为父亲知道他孩子多，一大家人，不愿给他找麻烦。直到1980年父亲回到，才得以与萧军重逢。后来，萧军弄了一辆车，带父亲到邮电医院，与病中的聂绀弩合影，总算完成了“三人同照一张相”的夙愿！
　　我们兄妹和萧军叔叔都很熟，他住过的几个地方：海北楼、团结湖以及最后的茂林居，我都去过。父亲去世后，我们两家仍常有来往。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与萧耘夫妇互通信息交换资料，很聊得来，更成就了两代人的情谊。
　　自1938年直到1980年，父亲与萧军间的来往信件留存仅五十一封。前些年，经我与萧耘合作整理发表于2004年2期《新文学史料》，留下了这一段友谊的佳话。
　　在前言中我们写道：
　　“……51封的数量比起他们二人近六十年的友情来说，似乎少了一点，尤其是胡风致萧军的。但它们表达了我们的父辈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日军的炮火，而不愿丢弃的这份真诚以及冒着被抄家的仍不愿毁掉的这份勇气！要指出的一点是：萧军在三四十年代的这些信件于‘胡风案’发生时由从胡风家中抄走，因此避免了在后来的运动中被的厄运，‘胡风案’后得以归还；而胡风的这7封，历经，竟能留存下来实属‘奇迹’——有的已没有了下款和日期，或许那是情急时撕掉的（？）但也因此得以留存，以飨读者。它们的内容不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更重要的是，从它们的中体现的中国知识的命运！而我们二人今天联手来做这项整理工作，也正是为了再现父辈曾有过的友谊与合作——哪怕只是完成这项工作呢。”
　　邵荃麟诚恳地劝告说：“你难道要四面树敌吗？”
　　邵济安（邵小琴）像她的爸爸一样，是一个组织家，我们的往往都是由她精心安排的。
　　1997年9月28日，我母亲梅志在给郊的信中写道：
　　“一直就想给你写信，那是对于你写荃麟的回忆文（即郊所作回忆邵荃麟的文章《荃麟——主义》，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二期）写点读后感。你的文使我震撼！对荃麟我们实在不能忘了他，我认识他比你更早，那是抗战前一年，他正同葛琴恋爱，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好像他刚出狱……荃麟同志实在是一个忠于党重视友情的，应该是一平安。但他可受了不少不应有的，主要是为人受过，死得真惨。像你这样的文章我还没有读过，受他好处的人，对他反叛的恐不多。那是个的时代……”
　　父亲虽自左联时期才认识荃麟、葛琴，但他早在日本写文艺评论时就关注他们的文字。抗战期间，父亲在《七月》上发表过荃麟的一篇。1942年至1943年间，父母亲和我哥哥自撤退后曾在桂林住了一年光景。此时，桂林党的文化工作由邵荃麟和李亚群领导，胡风与他们来往甚密，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查胡风这时期的日记，关于邵荃麟夫妇的记载共有34处。现举几段以见一斑：
　　“1942.5.5——荃麟来，谈闲天甚久。”
　　“1942.5.30——夜，与M、晓谷到荃麟家晚饭，饭后到文供社为海燕剧社与文供社同人讲《人》。”
　　“1942.5.31——荃麟来，闲谈文艺问题与他底家庭，下午四时左右始去。”
　　“1942.10.25——晓谷满八岁生日，宾基、王女士、绀弩、荃麟、盛家伦来吃晚饭。”
　　“1942.11.4——下午进城，荃麟夫妇请吃饭。饭后看影片《仲夏之夜》，即果戈理底《五月之夜》。”
　　“1942.12.14——下午进城，在荃麟处谈天，适有自渝来之客人，谈重庆情形。”……
　　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父亲和荃麟是很谈得来的，两家相处和睦，正如父亲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和他在文艺问题上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那时，葛琴主编的《青年文艺》上还发表了我母亲的成名作童话长诗《小面人求仙记》。
　　到了抗战后期，情况起了一些变化。荃麟之子邵小鹰在《我的父亲邵荃麟与胡风》中是这样写的：“1945年初胡风在《希望》的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片面和抽象地强调了主观力量、主观意志的作用，从而把他的文艺见解更提到哲学的高度上来表达。此后，荃麟与胡风在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上就有了较大的分歧……”（见《粤海风》2012年第2期）。作为一位的文艺领导者，荃麟自然是“正统”，接受不了胡风的“异见”，但基于他对胡风的友谊和上的信任，他对胡风并不敌对，而是忧心忡忡地试图去胡风改变执著的文艺观点。郊曾记下了他亲历的一场荃麟、乔冠华与胡风关于《论主观》的争论：
　　“那时，绀弩和我都住在文协作家宿舍，四间房的小茅屋，和荃麟、葛琴、骆宾基一起。一天，胡风、乔冠华先后来找荃麟，绀弩和骆宾基都出去了，胡风、乔冠华、荃麟整个下午都在谈《论主观》，荃麟留他们吃晚饭，饭后继续谈到晚上八点多钟。晩辈的我，又不懂理论，一直坐在旁边听，没敢开口。荃麟、乔冠华（他已很快就摆脱‘才子集团’的阴影）谈的，离不开党的思想文化政策必须贯彻执行。胡风反复强调的是：《论主观》的本意（当然也是他的本意）是从理论上更深刻地阐明党的思想文化政策，同样是在执行党的政策，不但符合当前的斗争要求，同时符合斗争的长远利益。三个人都强调就这篇文章开展讨论是必要的，有益的。我想我没记错，自始至终三个人都没有用过这个词，也没有用过这个词。客人告辞后，荃麟对我说：‘胡风，真没有办法，总是他的观点’。我说：‘好像太迂了，书呆子吧’。荃麟笑了。”（郊《我所知道绀弩的晚年》，载《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
　　从这几件事我们看到，尽管荃麟对父亲的文艺观点有的方面有意见，但他并没有采取的态度来，而是出自对父亲的朋友之情表示了担忧，觉得他走得太远了。
　　后来到了1948年3月，由南方局主办、荃麟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长篇文章，对父亲的文艺思想进行了首次书面。即使这样，父亲对荃麟也从无微词，表示了理解。新中国成立后，邵荃麟担任了副秘书长和作协党组等职，已处于领导地位，但二人的私交仍很好。父亲一人客居时，常到他家做客。小琴曾在文章中说：“胡风常常上我们家，喜欢吃我母亲烧的‘狮子头’，他大大的脸庞，一口响亮的湖北话，至今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胡风日记》中则记有：“1950年10月3日——上午，荃麟夫妇请吃蟹，到有北乔、南乔、胡绳、默寒、雪峰等”。
　　我家到定居后，父亲在小院四角栽了四棵果树，高兴地将这小院定名为“四树斋”，并在一篇文章后面署上了“完成于四树斋”的字样。在给荃麟看此文时，看到末尾，荃麟很不以为然，诚恳地劝告父亲说：“你难道要四面树敌吗？”一句话提醒了父亲，这一斋名就此胎死腹中，从而也给父亲减少了一项。
　　即便到后来父亲被正式时，荃麟也告诉《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对父亲要尊重，不要歧视他。胡风运动开始后，他也嘱付作家协会的专案组“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别划”，从而避免运动的扩大化。到了时，他也是如此，以至于别人认为他“态度不够鲜明”。1964年，他因“中间人物论”受到了的，最终也列入了因“文艺问题”而受到的作家之一。“”期间，他更是被作为“修正主义者”受到，住进了秦城，终于不堪，于1971年6月10日去世。当母亲看到小琴的回忆文章《愿它永远成为过去——纪念我的父亲邵荃麟》中写道，交给她的遗物中有一个喝水杯口周围竟沾着黑糊糊的橡子面时，不免感到了一阵心酸。她对我说，荃麟有着严重的肠胃病，怎么能受得了吃这样不易消化、本不是人吃的食物呢？！着这样的，荃麟自然不久于，终未能看到自己的！
　　记忆中，我似乎没有见到过荃麟叔叔的印象，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见到过葛琴阿姨一次。当时，我和母亲陪父亲去参加一次文学活动，葛琴阿姨坐着轮椅来了。母亲激动地上前向她问候，你还认识我吗？葛琴阿姨笑着没说话。我们知道她在“”中受导致偏瘫失语。虽然无语，但我希望，她见到了老朋友应感到高兴的。
　　周扬说了一句：文艺理论上你是最深刻的
　　周艾若，最早我是陪母亲所在的作协离休老干部一起外出旅游时与他相识的。他和母亲谈他的生母时很是谈得来。母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就认识他的亲生母亲，知道她为了支持周扬将自己的首饰都贡献了出来，是一个很好的贤妻良母，后来却被周扬抛弃了。母亲很为她抱不平。
　　说起父亲和周扬间的关系，那是学者和研究者作为专题写了不少文章的，自然不需要我来多话。在此我只说两件真实的事情：一是，父亲1946年8月14日在日记中写道：“郭家晚饭，为周扬饯行之意”。当时，周扬本是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考察一年，可是办理护照时竟遭拒发，只得返回延安。据《晋察冀日报》报道，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茅盾、胡风、吴晗四十余人聚集在郭沫若家中为他送别。这应该就是父亲日记中所记的此事。当时，大家纷纷为周扬题词。父亲的题词是：“没有礼物，把我们的怀念和期待带到北方去吧。中国已分幽明二界，在幽界中的我们，总要穿过，踩着荆棘走完这条，直到我们在的阳光下面欢呼再见的一天”。可见，不管他与周扬间存在多少矛盾，但他一周扬是为了的新中国而战的战友。另一件是，父亲在狱中，“”期间，曾两次与合作，“修正主义”周扬，以“立功受”。他不同意大文章中所说的，周扬对思想、对毛的线“怀有刻骨”。他一直认为，周扬的问题主要是组织作风上的派主义和理论上的主义。不管如何，都应该对事不对人，没有不能任意。自己虽然被冤案所系，受到了不的待遇，但他决不愿周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直到“”结束，即使在高压和诱逼下，父亲也没有按照“”的口径来周扬，提供不符合事实的材料。
　　1980年9月，周扬来到北医三院，对病中的父亲传达中央对“胡案”第一次文件的征求意见稿，这是25年后他与父亲的第一次重逢。当时，我也在场。病中的父亲此时分外，还与周扬谈起往事，气氛很好。周扬提到1946年曾到我家做客，父亲客气地说，饭不好，没能好好招待你。周扬赶紧说，哪里，哪里……谈到文艺，周扬说了一句，文艺理论上你是最深刻的。那一次，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向周扬提到一句“”中的上述情况，后来也没有向他人提起过，直至母亲写作《往事如烟》时才披露出来。这就是他们的原则。
　　所说的这几位还只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我在整理父亲自1938年8月13日上海抗战开始后的全部日记时，发现与他有联系，有来往的人士竟有近千人之多，涉及文化界、社会界的方方面面。他（她）们绝大多数是员或进步人士，父亲也大都与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当然，到了“胡风”案发生时，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受到了审查，甚至。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和我的这些朋友们，虽然家庭或先或后在各项运动中受到冲击，个人的命运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虽然从事的职业不一定是文学工作，但现在却都在努力为自己父（母）亲的事业做着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们身处新世纪，又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对已往的种种逐渐加深了理解，在我们的交往中既有共同语言，也有共同关注的问题，自然就走到一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再也不会被某种因素所扭曲，更不用担心被网罗进什么“集团”中去了。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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