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人“性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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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进行了“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将于4月25日出版的《家庭周末报》将发表对这项调查的主持人潘绥铭教授的独家专访。全文如下：
　　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该调查显示：
　　中国男人一辈子的“雄起时光”只有30多年
　　小城满意程度得分最高
　　婚外恋队伍远不如想象中的庞大
　　打她一拳比找“小姐”更伤夫妻感情
　　迄今还找不到比一夫一妻制更经济、实用的婚姻模式
　　再不倡导“女子快乐寻求权”，女人将会在茧壳里僵死
　　近年，媒体取“幸福”的谐音造出一个新词：“性福”，并渐渐被人们所接受。虽然有点生硬，但贴切地道出了性生活质量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人们越来越看重性生活的质量，然而事实上，究竟有多少人是“性福”的？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全国(不含台港澳)范围内对20-64岁的全体居民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并于2001年下半年写出了分析报告。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其分析报告可与美国1994年发表的性调查——著名的“芝加哥报告”相媲美，其成果在10年内都具有指导意义。
　　由于种种原因，该报告至今未在媒体详尽刊发。为此，本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这项调查的主持人潘绥铭教授。我们希望下面的独家专访，能够解答人们与性有关的一些疑问，并引起人们对性爱问题的关注。
　　中国男人平均43.9岁“退居二线”，47.7岁“下岗”
　　近年来，性保健品的招贴画充斥城市，似乎在昭示：中国人越来越肾虚了。潘绥铭教授肯定地说，这是事实！尽管调查显示，服用性保健药品和使用性保健品的中国成年人不到10%，但中国成年人的性能力确实在衰退，他们的性生命周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信号的背后隐伏着种种危机。
　　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性生活调查显示，目前20-64岁的中国男人，在婚姻中或在超过6个月的同居中，只能把每月超过一次以上的性生活频率保持到平均43.9岁(正负差10.4岁)，到了平均47.7岁(正负差9.9岁)，男人的性频率便低于每月一次了；到平均55.9岁(正负差8.6岁)，则一年平均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性生活基本停止了。而女人性生命更短。
　　他们的性生命为何如此之短？潘绥铭教授分析，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的身体状况，间接的原因还得追溯历史。
　　身体是性生活的本钱，调查发现，目前许多中年人已经患上了诸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炎等老年疾病。这些疾病直接导致人的性功能衰退，使他们的性生命提前退休。性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的青春期如何度过，将影响他(她)今后的性发展。据潘绥铭教授的调查报告分析，我国目前36-55岁、三代男女的青春期分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度过的，而那时正是“性压抑”的年代。与解放初期的年轻人比，他们的青春期不但没有提前，反而推迟了1岁。连他们首次自慰的年龄也逐代推迟，到了文革后期那一代，有过自慰的人居然不到32.4%。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性压抑的后遗症直到如今还在作恶！”潘绥铭教授激动地说：“一些人对现在年轻人的婚前性行为忧心忡忡，可他们也许不知道，现在大学生当中，仍有30%的学生连正常的异性交往都没有。这对他们今后的性发展和人生道路极为不利。西方60-70年代那种‘性革命’当然不能提倡，但我们决不能再搞性压抑。”
　　最“性福”的人在县城里，最不“幸”的人在大城市里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性生活调查显示，中国夫妻当中只有27.1%的人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62.1%的人比较满意，10.8%的人感到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如果按百分制换算，中国人的性满意程度平均为50.30分，还算说得过去，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夫妻感情非常深的人多达44%—48%，但只有23%—27%的人性生活非常满意或舒服。这就是说，在争取“性福”的路上，我们还任重道远。
　　当然，大范围的平均统计不一定具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具体的数据：究竟哪些人性生活质量高或低？调查结果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以地域划分，县级市或县城的夫妻性满意程度达到53.1分，农村的夫妻为49.7分，省会城市的夫妻为46.7分；如果对他们性生活的频率打分，分数更为悬殊，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性生活最少，只有53分，与农村人口相差无几，而县城或县级城市的人们高达63分，比前者高出10分之多。
　　“许多县城夫妻的性生活着实令大城市的人羡慕。”潘绥铭教授笑道。据他分析，大城市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居住在那里的人生存压力过大，使得投入性生活的兴趣、动力和精力都减少了，而县城的人日常生活相对安逸舒适，性生活多且比较满意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忽略：大城市比小城市更“精彩”，更具诱惑力，人们的感情出轨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这无疑会对他们的夫妻性生活数量和质量构成威胁。而地域越窄，人们相互认识或关联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形成相互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约有利于夫妻之间维持专一的感情。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农村，夫妻的相爱程度达到51分，县城人下降到50分，地级市的人再降到48分，而省会和直辖市的人则低至不足47分。
　　我们一直把大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但调查结果显示却令人尴尬。现代文明的进步难道要以牺牲夫妻生活质量为代价吗？潘绥铭教授对此不以为然：
　　“首先，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大城市的人对生活要求的标准高于农村和县城，而标准越高，满意程度也就越低，这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身处都市的人们，不妨学学小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心态，在追求高标准物质生活的同时，千万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夫妻生活质量，否则必然会得不偿失。”
　　只有16%的已婚者有婚外性行为
　　近年来，在一些人心目中，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几乎成了一种“时尚”，甚至有笑话说：现在人们一见面，不是问“吃了吗”，而是问“有外遇吗”“网恋了吗”。社会上婚外恋、婚外性行为真有那么多吗？它是否也如黑格尔所言“存在即合理”？
　　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此次调查的结果出乎调查人员的意料：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只占被调查人数的16%。“和许多人一样，我们原以为这类人的队伍肯定庞大，事实上并非如此。”潘绥铭教授坦率地说，“性行为毕竟不同于其他行为，一些人那样说甚至怀有‘贼心’，并不意味他们就一定会那样做或做得到。这与很多客观因素有关。”
　　有关婚外性行为的其他调查结果，几乎都在潘绥铭教授的意料之中，只不过数据有些出入罢了。人们的性观念呈多元化状态，但总的说来比前些年开放：被调查人中42.5%的人(男50.6%，女34.6%)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婚外恋和第三者，尽管只有4.6%的人(男6.8%，女2.3%)倾向于婚后仍然可以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细量分析，这种宽容可能性的增加与人们的文化程度高低、收入多少等因素成正比：文化程度每高一级，宽容可能性增加15%；个人收入每高一级，增加9%。此外，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宽容可能性，是其他职业的人的1.9倍和2.3倍。
　　潘绥铭教授坦率地说：我们不能回避现实，假如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是出于真情实意，那么其合理性就不应否定。因为，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夫妻感情淡漠、性生活质量不高有关。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传统婚姻模式出现危机。另外，婚外性的合理性问题不是此次调查的目的。我们更关注它对夫妻爱情及性生活的负面影响。
　　爱是性爱的灵魂，夫妻之间一旦感情淡漠，恒久、高质量的性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现实生活中，夫妻之间的爱情有时显那样脆弱，经不起“风吹浪打”。
　　调查结果显示，婚外性行为的杀伤力很大：如果夫妻任何一方有了婚外性行为，即使对方不知道，自己的爱情程度和在婚内的性满意可能性也会大降：如果男性有婚外性行为，他的爱情程度下降21.6%，如果女性有婚外性行为，她的爱情程度下降55.9%。当然，如果秘密被揭开，则一切都将面临崩溃。反之，如果没有任何婚外性行为，丈夫对妻子的爱情程度就会增加1.45倍；而女人则会增加2.51倍。相比之下，女人没有男人的“海量”，她们感情更专一，心理更敏感。
　　夫妻性爱的脆弱、婚外恋情的冲击、家庭暴力的愈演愈烈，传统的婚姻家庭似乎到了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于是，一些城里人开始崇奉新潮婚姻观和婚恋模式，如变相的“一夫多妻”等等。对此，潘绥铭教授严肃地指出：“一夫一妻制的婚恋模式存在几千年了，尽管它并非十全十美，但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进步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比它更经济、更实用的模式。”
　　即使婚外性等新潮的东西能弥补传统婚恋的不足，但如果因此造成夫妻性生活质量下降和家庭破裂，从而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也不应该存在下去。好爱带来好性，好性促成好爱。“性回归”也罢，“性开放”也罢，高质量的夫妻性生活也许将成为扼制婚外恋、婚外性现象发生的现代法宝。
　　夫妻打架比婚外性行为更伤感情
　　请不要相信“夫妻不打架，就像炒菜不放盐”，因为放进去的其实不是盐，而是毒药。
　　在到调查时为止的一生中，如果夫妻曾经互相对打过，那么双方的互爱程度就会降低20.5%。如果是男打女，则降低29.8%?如果是女打男，则降低36.2%。
　　可是，夫妻打架对于妻子的精神损害更大。对于女性来说，在一生中，即使是双方互相对打，她的爱情程度也会降低34.5%之多。如果是女性自己单方面被打了，则降低40.4%。如果最近的一年之内曾经互相对打，那么妻子的爱情程度会降低50.9%。如果在一年内她是单方面地被打，则降低66.3%。
　　如果妻子的爱情已经被打击到如此之低的地步，这个婚姻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吗？
　　被打者固然痛苦，可是打人者就会得意洋洋吗？也不是。如果在一生中丈夫打过妻子，那么丈夫自己的爱情程度也会降低18%。如果他是在最近一年里打过她，那么他自己也会降低40.1%。
　　同样，如果在一生中，妻子曾经打过丈夫，那么她的爱情程度就会降低26%。如果她是在最近一年里打过他，那么她自己也会降低38.6%。在最近一年里，即使是双方对打，他们共同的互爱程度也会降低35.2%。
　　夫妻打架对感情的伤害程度甚至大于婚外性行为，是双方感情的第一杀手。
　　女人快乐，爱情剧增25.5
　　%在潘绥铭教授的调查报告中，记者第一次见到“女子快乐寻求权”一词。据他介绍，这并非法律术语，而是女权主义者提出来的一个口号。针对此次调查所发现的诸多问题，潘绥铭教授呼吁人们特别是许多在夫妻性生活中处于被动的女人们，关注并珍视这一权利。
　　对中国近10多年来的性教育取得的成果，潘绥铭教授认为差强人意，虽然绝大多数人同意“男女应该同样享受性生活”，人们懂得了越来越多的性知识等等，然而，性观念转变及性知识普及仍然任重道远。据调查，67%的人(男人69.1%，女人64.9%)仍认为性生活应该男人主动，女人顺从；近80%的女性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53.5%的男女不知道阴蒂在哪里，甚至高达62.8%的女性对此一无所知。而性学家认为，能否指出这一神秘器官的确切位置，是性知识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一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千百年来，人们都是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性模式”基础上来理解人类性活动，如“处女贞洁道德”、“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训导等等，就连性交模式也是针对男人设计，由男人操纵和控制。潘绥铭教授指出，女子性观念的落后和性知识的贫乏是不合理的社会和旧道德的产物，这实际上是对女性寻求快乐权利的剥夺。
　　对于女性来说，性知识往往是最主要的快乐之源，调查表明，如果妻子知道自己的性高潮是怎么回事，她获得性满意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8%；如果知道自己阴蒂的具体位置，她性满意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1%。如果妻子主动提出性要求，效果则更为显著：她对丈夫的爱情程度会剧增25.5%。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男性反而因此略生烦恼，爱情程度降低33.7%。潘绥铭教授认为，这种不尊重妻子“快乐寻求权”，只图自己享受的行为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不仅害了妻子，也害了自己。因为性生活的快乐是夫妻互动的结果，女性在性生活中的缺位，必然损害性生活的质量。
　　采访中，潘绥铭教授还提到了在美国与“金西性学报告”齐名的“海特性学报告”。这部于70-90年代发表的性学报告，以大量的调查数据和科学的分析，推翻了弊端累累的“男性中心的性模式”：像男性一样，女人应该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与世界，也应该让他人和世界了解她们。女人有权利在性活动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潘绥铭教授对此深表同感：“我们应该以相当的力度提倡‘女子快乐寻求权’，否则，女性就可能在越来越厚的茧壳里僵死，其不利性生活的后果也将随之而来。”
　　调查方式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调查组通过电脑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调查层次，再根据层次随机抽样确定调查对象的住户地址，然后根据随机抽样原则从每一住户内确定具体调查对象。调查对象既非政府机关指派，也非自愿报名，而是随机抽样确定的。调查对象一经确定，就不能更换或由他人替代。经调查工作人员打电话或上门动员，他们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调查。不接受调查的，做无效卷处理。此次调查共确定了5000名调查对象，其中3820人做出了有效回答，占全体调查对象的76.3%，达到了社会学调查标准。
　　本次调查问卷共设200多项问题，其中敏感问题98项，涉及有关性的各个方面。为了确保答题的真实性和调查的科学性，调查组还设计了多道测谎题，并还采用了多种保密措施。如将调查对象约至就近宾馆的房间，同性别、一对一地进行调查；上门动员的人与最终进行调查的人分开，保证调查对象面对陌生人答题；调查人员与调查对象隔离，由被调查者独立操作电脑，通过按键选择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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