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Vol70 崔健：强调代沟对两代人都不负责_影音娱乐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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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人是出生在六十年代？
　　有多少是七十年代的？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有2000年以后的吗？
　　崔健站在工人体育场的台上问。的呼声随着他问题里递进的数字而愈发热烈。
　　恐怕没有哪位导演可以将自己的新片首映礼办成一场演唱会。但崔健可以。在电影界，他是新人，但在音乐界，他却是教父级的人物。
　　实际上，十多年前，崔健就想拍电影。
　　2001年崔健与现代舞之父曹诚渊策划两年之久的现代摇滚舞剧《给你一点颜色》在现代艺术节上首演。以这部舞剧为契机，一个故事开始在崔健的脑海中酝酿。
　　到了2005年推出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时，他几乎已经写好了同名的电影剧本。那时候，还没拍《疯狂的石头》的宁浩导演，曾为剧本出谋划策。而刚从美国回来，还没做主持人的査可欣，则帮崔健将剧本翻译成英文，为寻找国外投资而做案头工作。
　　知道崔健要拍长片是2007年之后。那一年，崔健拍的7分钟短片《修复膜年代》在第12届短片电影节上展映。当时，崔健就对表示7分钟的片长对他来说太短，想表达的都还没讲透，并透露自己的首部长片电影早在2004年就已经立项，剧本也通过了审查，只待投资到位就可以开机。他甚至表示之行，也有跟电影投资方商谈，找“钱途”之意。
　　显然长片的“钱途”并不明朗。
　　在找钱的同时，崔健2009年与韩国导演许秦豪、导演陈果合拍了以2008年四川地震为题材的电影《成都，我爱你》，并携电影亮相了那一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一年后，观众看到的是许秦豪将原来的三十分钟短片扩展为长片的《好雨时节》。崔健和陈果的“过去未来”部分据传因审题，未能面世。
　　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就在这一年，崔健终于为《给你点颜色》找到了投资，今日美术馆的东家今典集团为崔健的梦想买单。时隔多年，崔健已将剧本砍去了三分之二，原本包含红、黄、蓝三色的故事，在2010年秋天开拍前确定为《蓝色骨头》。
　　一直称“来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崔健”的杜可风成为该片摄影师。开拍前总找这位老友喝酒聊创作的崔健直言，最对不起的是导演顾长卫，“因为那时他的《最爱》正在拍摄，杜可风担任摄影，结果我老把杜可风叫出来喝酒。”
　　《蓝色骨头》开篇是一个名叫“钟华”的男孩的一段童年往事，之后大银幕上出现红色的大字“迷失的季节”，直到片尾，这几个大字再度出现，被涂抹划掉，变换成了“蓝色骨头”。
　　曾好多朋友劝崔健用“迷失的季节”当片名，但他觉得听起来太像校园爱情片，所以用“蓝色骨头”。电影首映的演唱会上，观众或许能从崔健的一句话里体会到，片名用“迷失的季节”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他说，“我们这代人出生在迷失的季节里，但我们拍了这个电影，所以现在的季节不再迷失了。”
　　在片名之外，电影中的两个情节曾让的电影局审查者们感到棘手。
　　2012年12月15日，老导演谢飞在自己开通不到两个月的微博上，连发了长微博，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
　　在这份言辞恳切的中，他透露由他担任艺术顾问的一部影片于2012年8月20日送电影局审查，4个月了还没有得到任何书面的、正式的审查意见。而根据《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自收到混录双片及相关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电影局需做出审查决定。
　　显然电影局对这部电影难下决定，因为它出“问题”了。
　　这部谢飞当时还不愿透露名字的影片就是崔健的《蓝色骨头》。谢飞之所以是这部电影的艺术顾问，也跟投资方有关，实际上谢飞是今典集团全额投资的影业集团的艺术顾问。公司老板王宝全曾在电影学院上学，是谢飞的学生。据谢飞了解，所谓的“问题”，主要是影片内容涉及情节及同性恋。
　　在发表后，2013年崔健携《蓝色骨头》亮相罗马国际电影节，那时电影已经过审。究竟谢飞的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局外人不得而知。
　　在《蓝色骨头》2010年首度对探班时，杜可风曾被要求拿崔健跟自己合作过的大牌导演进行比较，当时杜可风笑言“他们全部比不上崔健，他们只会拍电影，谁懂摇滚乐？”崔健却不希望观众因他的“中国摇滚教父”身份，对他的电影先入为主，“最好就是把导演忘掉，抹掉崔健的标签。”
　　不过或许崔健自己都没发现，不管是当年制作新专辑还是如今推出新电影，他所要表达的思想，至少在对话的语境里，依旧带有明显的“崔健”标签。
　　在与新浪娱乐对话时，崔健总会提到“三脚架”，他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三方面元素，就像三脚架。比如谈到电影里“钟华”父母相互的婚姻关系，他这样解释，爱情三元素是荷尔蒙、人格和价值观认同。“钟华父母的爱情有爱心、有能量，但是没有目标、没有价值观的体现，所以失败。”
　　而谈到为人，他说，“一个倔的你，一个有智慧的你和一个愿意行动的你，这三个你都是你，你不要把他们敌对起来，敌对起来了实际上你自己会吃亏的。”谈到商业化，他说，“创作、制作和市场这三个东西，任何两个组合都有可能成功的，三个都有的话是肯定成功。”
　　类似的话还可以在2005年某位人采访崔健的文章中读到，那时他的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即将发行，谈到想要在专辑里表达什么？他说，“三角架有腿才会稳定，我觉得生活就需要‘三’，‘三’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无时不在。我的音乐里必须有力量、内容和音乐性，我的生活也是一样，事业、爱情和身体，少一个都不行。我这张专辑里给人是一种三三制。”
　　三三制成为崔健的坐标系，一方面他认为“艺术家是社会预警系统”，“关注生命，发现对生命的不公，就会下意识调整改变或是对抗，一个健康社会总是有人预警。”另一方面，他不介意这种预警的可商业化，“人的生命就是在调整中实现价值，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能调整自己的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让大家接受的方式，按他们的话就是比较狡猾、。”
　　或许就如这位人所观察的，“多年来的特殊经历使崔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与人沟通的时候，他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也许是他的理想。”
　　崔健：《蓝色骨头》这首歌是没有歌曲形式感的，是声音的一个聚合物，是一种创作。只有这首歌的才能够代表这个电影。最起码有十个以上的朋友我用《迷失的季节》这个片名，但我不用，因为我觉得《迷失的季节》首先视觉是母亲。第二，它有点像校园题材的电影。都是因为朋友的反作用，我才想到了《蓝色骨头》最后替代《迷失的季节》，只有“蓝色的骨头”才能帮助我找到“迷失的季节”。
　　崔健：我做电影就是因为有话要讲。我跟他们经常交流，但我为什么要做片子，就是因为我觉得少了一种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就在我脑子里边，我要不给大家做，就证明不了我的观点，所以我就做出来一个让大家看看。我喜欢看电影，喜欢音乐，这样形式的结合，估计别人也做不了。我也试图让别人做，了解摇滚，又了解电影，找了半天也没有人适合，就想自己试试。
　　崔健：对。从开始写故事，到导演，逐渐增长起来野心，拍完自己还要剪辑，还要配乐，原来做导演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千万不要一个人成为英雄就刨根问底，问他有什么最早的设想，什么都没有。这个电影做到一半的时候它自己就告诉你缺什么，你只要有大量的耐心和时间去跟它互动就完了。你就会发现这块加一个旁白，这块改个剪辑的方式，这块加一段音乐，它自己逐渐就起来了。
　　崔健：没有我个人的经历，故事是我想出来的。我写的剧本大纲是诗歌体的，请朋友做成电影的格式。最后一稿是自己写的。拍的时候，现场了一半。当然会有一些背景，比如说我自己是出生在部队文工团，所以我会熟悉这个气氛，其它故事都是编出来的。
　　崔健：以前的市场不像现在这样。现在是钱追人，以前是找不到钱。这个电影最早04年立项，但投资没到位，黄了。后来是到10年重新立的项。我很幸运，因为我在音乐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可以利用我做音乐的资源，获取到别人来关注我想拍电影的愿望。我敢用两年时间去做剪辑，但大量的人想都不敢想有这样奢侈的机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电影梦就这么死了，没有人支持他们。
　　崔健：没有太大差别。有一些的镜头，有一些关键的人物词给它模糊化了。他们提的意见都挺专业的，他们也怕我的电影故事大梁被了，会造成别人看不懂。而且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已经审查了好几轮了，我们去探他们的心理，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某种程度上是把它作为一种平等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都是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找出一种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大家都接受呢。
　　崔健：我发现有很多人在审核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融入了阉割。而我的方法认为审查并不是阉割，反而是鼓励的过程，你越是碰到困难的时候，那你把这事儿再想明白点再说清楚点，要更清楚的表达自己，看看是不是对方就接受了。就怕你说的当不当，中不中的，就变成了一个默默唧唧，含含糊糊的那种，别人最难受。你干脆说透整个故事的结构，你会发现这个电影就能够。我认为电影是个生命，就像一个孩子一旦成熟了以后，自己就有调理能力，可能跟导演最初的想象都完全不一样。
　　崔健：他早就看了，我剪辑最后终结版之前好几版他都看了。他就说，老崔，你应该多拍。我太喜欢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我认为他是中国电影的奇迹。但我没有能力做成那样。他从中学一毕业就开始上戏剧学院，从小接触的这一套艺术理论，我是做不了。我就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崔健：我认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剧本，选演员和演员现场的表演。剩下的东西都是专业的，我就大胆撒手让其他人干就行了。摄影师杜可风是现场的真正的领导，所有人都被他的凝聚力所带动，而我只不过就是看器，完了以后说“好，过”，或者说“再来一遍”，我自己在某些特殊镜头的时候一下。
　　崔健：准确为主。大明星我们使不了，如果不准确，到最后还失控，听他，这种演员绝对不能用，又花钱又找罪受。我没有看过倪虹洁其它的东西，对她没有一个潜在的印象。我只是通过看她的照片，通过副导演把她叫过来以后，跟她当面交流的时候，看她抽烟，看她听音乐的状态，觉得她合适。当然可能我们在票房上会丢一些分，因为她没有票房号召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又省钱，又准确，何乐而不为，我们以这种原则去选演员。拍完这个戏以后，我觉得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她能胜任好这个角色。
　　崔健：我跟他们非常熟悉。因为2002年的时候我搞过一个现代舞，就有大量的机会接触这些现代舞的演员。而且我至今仍然认为，现代舞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艺术之一，已经变成我脑子里边的一个基本坐标，就是我要是做这件事儿我找谁。我当时有机会认识向京，她是中国的女雕塑家。我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就强烈我跟陶冶接触，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一聊发现他挺合适。
　　崔健：我们选了大量的男一号的演员，后来发现都不合适，总感觉他们有痕迹，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实际上尹昉最初是要演陶冶演的那个角色，后来觉得陶冶更合适之后，他就没事干了。然后我发现他很合适演“钟华”。当然他也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地开始进入这个角色，调整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了。
　　崔健：还有很大的预留空间。第一个作品，遗憾有。我知道所有电影都一样。这电影我一开始的想法是一首歌三唱。父母的故事是黑白的，另外的是红、蓝、黄三色。现在这电影只剩下了蓝色，父亲的内容是后来加的，另外两种颜色被割掉了。那两个故事都在那儿，但我们还没拍。我们只拍了蓝色和黑白部分。
　　崔健：没有。很多人说我，说老崔，你是不是也赶时髦做一个票房电影。我说我十年前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什么票房或者压力。我觉得电影本身的形式和商业是一种宽容的关系。我就想要票房，或就想要表达，把双方敌对起来，你会发现，你自己就很纠结，甚至会做很多阉割，这个东西别人一目了然。你要是阉割的话，实际上更大的失败是艺术上的失败，不光是票房的失败。完了到最后什么都不是。我看过大量的人那么死掉，大量艺术品就这么失败了。
　　崔健：我觉得我是有这样一种野心，要把我所认为的信息全都融进电影里。这个电影会不会给社会或者个人带来什么，这个野心是没有的。《蓝色骨头》这孩子我只是把他健健康康抚养，上学了，1/3的工作是我的创作，另外1/3的工作是我送他上学的过程，另外1/3的创作实际是观众们。当这个电影跟你发生互动，那真的是他和你有关系，不是我跟你有关系。最好的结果就是一定要把导演忘掉，抹掉崔健的标签。
　　崔健：对。他们是电影消费群体，一般人会把电影看成一种社交仪式，带着男朋友或女朋友去。如果一个人去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有毛病，所以宣传焦点都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但这真的不对。电影是表达的工具，是人类艺术上非常重要的创举，它不应该是简单的消费。
　　我这个电影你要自己来我特别高兴，不用成群结伙来，你自己来就可以了，你能够更清楚看到我要表达的东西。而且我觉得电影应该是多次消费的，一张票有三个副券，你拿着身份证就可以看第二次第三次。只看一次的电影就造成了大家都去请明星，明星赚的钱是花不完的，为什么不去做更多有意思的电影，让电影多元化。
　　崔健：我觉得没有代沟，我能跟你聊了这么半天是跟我这个岁数的人聊不起来的，我请他们看我的电影，看完快打架、吵起来了。他们不喜欢这片子，不喜欢这形式。说‘你两个小时怎么讲那么多故事，一个我都没看明白’。根本没法交流。所以喜不喜欢跟年龄没关系。有的人天生不喜欢听交响乐，就喜欢听流行歌；有的就受不了单线条的，就喜欢丰富的。这是个性问题，我敢说，很有可能越年轻的人越能够欣赏我的片子，因为他没有对电影的固定概念。所以抱着固定概念去看我这片子，最后还说出一套电影理论的话，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没有击溃你。千万不要把原因归为代沟，这样的话对你这代人和我那代人都不尊重。
　　崔健：我一直就有，我就是参加全国的头几届的选秀才被评委发现了《一无所有》，当时百名歌星是一个选秀活动，东方歌舞团搞的。我和王迪、刘元、黄小茂几个人拿着箱子，跑到东方歌舞团的排练厅去参赛，唱了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但是我们有这个机会，评委对我们有印象。当时还没写《一无所有》，当时写的是《最后的抱怨》和《不是我不明白》两首歌。这些都是销售的机会，这些机会都帮助了我，所以我没有把市场敌对起来。
　　崔健：我觉得无商不活，如果你自己因为商业改变自己，那是你的问题。本身市场的概念是你扩大观众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怎么来把握它？然后想一想自己，了没有？拍完电影我发现我没有。现在的选秀也是，这帮小孩有没有才华，我仔细听，仔细看他们的材料，有才华，不能这孩子的才华。
　　崔健：我觉得这有点吧，咱们现在说电影。谈这个很容易被人利用。我觉得创作、制作和市场这三个东西，如果你只剩两个，还是你能把握住的。任何两个组合都有可能成功的，三个都有的话是肯定成功。如果你只有一个，你肯定出问题。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运动都是这样。如果家放弃了经济和对个利的尊重，这个肯定有问题。
　　崔健：对，所以说有人讨厌我，就是因为我已经不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那种。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能调整自己，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让大家接受的方式，按他们讲话就是比较狡猾、。有人我跟社会，四处演出。但这就是人，人的生命就是在调整中实现价值。而不是一根筋去追求一个东西。你的理想再伟大，也不能去轻视你的媚俗和情感。但当你媚俗到没有理想，就会像现在很多人，变成行尸走肉。一个伟大的生命就是伟大的平衡者。
　　崔健：我的《给你点颜色》那张专辑受到了很多乐评人的，因为他们说我太了。可是就是因为这种才造成了我拍完这部片子，我才有足够的一个思想结构、行为结构、销售结构。我也不懂商务，我的商业团队要不是很能干，我有很多的创作电影的机会就没了。我们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写得很清楚，如果老崔没有终剪权，老崔不会干这件事儿。很多人尝试自己拍片，如果没有终剪权，可能最后变成垃圾或者炮灰一样就消失了。
　　崔健：我现在对那件事儿已经处理完了。我觉得跟冯小刚没有关系，换李小刚、张小刚、崔小刚都一样，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他非常勇敢的去选我。但是最后不是他说了算。我曾经在导演协会说，我说冯小刚下次再导春晚的时候，你先搞定再搞定我。
　　后记：采访崔健远没有看他的电影过瘾
　　《蓝色骨头》在点映时，有一段情节反复被提及，那就是男主角“钟华”在新歌发布会上收红包。而早在2005年崔健就曾公开表示，红包制度是鼓励共性反对个性的，必须。而如今，问起电影里这段情节的设置，崔健会轻描淡写的解释为一种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不愿再多讲可能延伸出的含义。
　　采访过4次崔健的某位人曾写道，“采访崔健远没有听他的摇滚过瘾”，如今为了电影而再度采访崔健的，或许可以在这位人的话后面再加上一句，“采访崔健也没有看他的电影带劲”，他的语言相比于他的电影，显得有些苍白。他不愿明说或不善表达的东西其实都已经藏在电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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